1997年,贾雷德·戴蒙德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一炮走红,赢得了1998年的美国普利策图书奖。今天,戴蒙德在书中描绘的人类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却早已远超枪炮、病菌与钢铁所代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时,仍然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宏大人类历史叙事中寻找答案。中信出版集团近日推出《枪炮、病菌与钢铁》新版本,不但对译稿进行了全面增补与校订,还特邀戴蒙德亲笔撰写中文出版序。本文为序言选摘,以飨读者。
　　我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教师。在她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从3岁开始识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从10岁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和散文创作,还在11岁时学习拉丁语,在16岁时学习德语。我的父亲是一名医学家,他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我的父母都不是观鸟人,我自己喜欢上了鸟类,从7岁就开始观鸟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都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名像我爸爸那样的医生。”直到我在哈佛四年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才意识到我不想行医,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科学。因此,我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医学院就读(我当时已经申请并被录取了),而是在毕业前几个月改变了计划,决定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
　　为了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我来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在欧洲生活了四年。我在剑桥大学博士实验室的研究是关于胆囊的。1962年,我从欧洲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职。1966年,我搬到洛杉矶生活,在加州大学任职,我之后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工作是继续研究胆囊,同时为医学生讲授医学生理学的课程。
　　但是,我逐渐发现我被寄予了将余生奉献给胆囊研究事业的期望,不安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在此之前我把我大段的人生用在了更广泛的兴趣上,包括钢琴、语言、历史、鸟类,所以把余生用来研究胆囊让我感到太受限制和束缚。因此,1963年,我与一位同我一样爱好探险和观鸟的大学同学,一起策划了一场前往秘鲁这个南美国家的旅行,去攀登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观察亚马逊盆地的鸟类。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去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
　　在第一次新几内亚岛之旅后,我又去过31次,都是为了研究鸟类,以及(坦率地说)向新几内亚岛岛民学习。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属工具,而我这个在丛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从新几内亚岛岛民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养育子女,如何预知危险,如何领导他人,还学会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新几内亚岛上鸟类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第二职业,这比我对胆囊的研究更让我在科学界为人所知。
　　随着第二职业的起步,我开始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生理学和鸟类学)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但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学术性的,只有科学家能读懂。至于其他方面的人类知识,我只能阅读,不能认真思考并写出点什么。我在学术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乎用不到我从母亲那里以及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学到的向广大读者传达想法的技巧。于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杂志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讨论人类的经验,内容与胆囊和鸟类都不相关。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从撰写面向大众的杂志短文转而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第一个事件出人意料,我接到一通麦克阿瑟基金会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已经决定给我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那天接完电话后,我一整天都非常兴奋,但从第二天起,一整周都情绪低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通电话实际上是说:“贾雷德,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给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报酬的时间,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一自由,做点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写关于胆囊和新几内亚岛鸟类的学术论文,没能发挥出你的潜能!”
　　第二个事件是我和玛丽的双胞胎儿子马克斯和乔舒亚在1987年出生。在他们出生前,每当人们谈论到未来某年比如2050年地球可能会面临的灾祸,我都觉得不真实,因为我出生在1937年,意味着2050年这样遥远的年份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时。但是,2050年到来时,马克斯和乔舒亚很可能还活着,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还能活好几十年。他们的人生,以及2050年世界的模样,都不是胆囊和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能决定的。我想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只作为胆囊专家和新几内亚岛鸟类专家写作。
　　这两个事件让我决定开始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籍。这些书讨论的是公众会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的儿子们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处的世界的状态。就这样,我踏上了写作之路。
　　《枪炮、病菌与钢铁》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晚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一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例如,为什么那些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最近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几个世纪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解释,大多数欧洲人在不久前还在相信,许多欧洲人至今仍然坚信,那就是欧洲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但是,欧洲的种族主义者从未给出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新几内亚岛岛民使用石器工具,但他们总体上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这一说法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内容都要激怒我的一些欧洲读者。
　　不同于种族主义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解释了这样一些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欧洲),农业带来了金属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中国读者可能会对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感兴趣,包括水稻、猪和蚕等驯化动植物的起源,以及这些中国的创新产物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偏远太平洋岛屿传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