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子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套古老的祭器。它们是伯彝、蟠夔敦、木鼎、亚尊、夔凤豆、牺尊、饕餮甗、四足鬲、宝簠、册卣,通称为“商周十供”。这些文物是由清乾隆皇帝赏赐给曲阜孔庙的礼器,尽管被好生珍藏,却仍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
　　□冬华

乾隆赏赐前朝文物
　　曲阜是孔子故里,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崇,有的会亲自到曲阜孔庙进行祭祀,有的则会派遣官员到曲阜祭祀。汉高祖刘邦经过山东时,“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首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据统计,历史上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
　　在祭祀仪式中,礼器是必不可少的器物。因此,孔府、孔庙收藏了很多珍贵的祭祀礼器。其中最为传奇的,莫过于乾隆皇帝第五次亲到曲阜祭孔时赏赐的“商周十供”了。
　　乾隆皇帝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施政指导。根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一生八次亲至曲阜祭孔,其中三次是南巡途中经过曲阜,五次是专门到曲阜祭孔、观瞻泰山。
　　在赏赐“商周十供”之前,乾隆皇帝已经四次赴曲阜祭祀孔子,在历代皇帝中史无前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乾隆皇帝巡视天津。当时,山东巡抚富明安专程前往觐见,奏称“山左臣民望幸情殷”,请求他巡幸山东。乾隆皇帝想了想,发现自己已将近十年没有去曲阜拜谒孔庙了,此时,泰安的岱庙及碧霞宫修缮工作即将完成,次年又逢太后八旬寿诞,太后有意前往泰山上香祈福。因此,山东之行便顺理成章,乾隆帝当面允诺了次年东巡的请求。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乾隆皇帝如约来到曲阜。他这次出行非同往常,不但场面宏大,而且还带着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一同前来,因此祭孔大典较往年更为隆重。曲阜大路两旁修建了接驾亭,搭起了戏台。当时的衍圣公是孔昭焕,他率领所属官员、族人一百多人,庙户二百多人一起出城远迎。
　　随后,乾隆皇帝来到孔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乾隆皇帝向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又命大学士于敏中祭祀了崇圣祠。乾隆看到孔庙中所陈列的祭祀礼器多为汉朝所造,认为不足以显示孔子的“帝师”身份,便下令将内务府收藏的十件商周铜器,一股脑打包赐给了孔府,用以“供列庙庭”。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后世望尘莫及。乾隆皇帝赏赐的“商周十供”铸造于商周时期,形制素朴,纹饰精美,古色古香。有的布满了凝重的绿锈,有的间以暗色的红斑,有的铸有铭文。器物皆配以精雕的木座,篆刻“乾隆御赏”四字,有的还补以细镂的顶盖,盖上嵌以玲珑的玉钮。
　　祭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之古代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导致时间成本大增。这次曲阜祭孔,自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启程,至四月初七日回到北京,往返共用时64天。
重大场合才被请出
　　实际上,乾隆皇帝除了给曲阜孔庙此等赏赐外,还曾经给国子监文庙、热河文庙也赏赐过成套的周代青铜器。
　　位于北京的国子监文庙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落成,乾隆皇帝从内务府内府精选了十件周代铜器,用作祭祀仪式的陈设。这十件器物分别是素洗、牺尊、康候鼎、内言卣、子爵、雷纹觚、雷纹壶、召中簠、牺首罍、明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位于河北承德的热河文庙落成,乾隆皇帝又颁赐十件周代铜器,分别是素洗、宝尊、文王鼎、夔凤卣、雷纹爵、雷纹觚、蟠夔壶、叔朕簠、蟠夔罍、蝉纹簋。
　　连同曲阜孔庙“商周十供”在内的这三组成套周代青铜器,原是放在清廷内务府中由皇室使用的,即便在清朝也是非常珍贵的宝物。乾隆皇帝如此大方,一方面是彰显孔子的从周之志,认为除了商周古物外,其他时期的器物无法匹配孔子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他尊奉孔子、推崇儒学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
　　曲阜孔氏后人以御赐“商周十供”为无上光荣。这批青铜器经由北京运抵曲阜后,衍圣公孔昭焕“恭迎祗聆,具折叩谢,敬藏礼器库内,祭祀恭陈于殿中”,多年来敬谨收藏,秘不示人,只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才将其请出。
　　祭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职责,孔府每年各种祭祀活动多达数十次,其中最隆重的是“四大丁祭”。“丁祭”的时间是在每年夏历春夏秋冬四季中的第二个月份,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这四个月上旬的丁日。每到这天,孔府要用高规格的释奠礼祭祀孔子,其中又以春秋两季的“丁祭”最为隆重。为表示对“商周十供”的珍视,在清朝,每年只在春秋两次“丁祭”之时,“商周十供”才会被请出恭陈于孔庙大成殿中。
　　不过到了民国初年,情况有所变化。作为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建“孔教会”,发起国教运动。他们将之前并不十分受重视的孔子诞辰日(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大成节”。“孔教会”在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会将“商周十供”请出,以壮声势。
　　在平时,“商周十供”被珍藏于曲阜孔庙礼器库内。礼器库位于孔庙东路诗礼堂东庑,是专门用来存放祭祀礼器的地方,与之相对的还有孔庙西路金丝堂西庑的乐器库,专门用来存放祭祀乐器。不过,衍圣公可能认为孔庙不够安全,后来又将“商周十供”转移到孔府内,放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
　　除了重大祭祀场合外,得到衍圣公同意后,个别社会名流有机会到孔府里欣赏一下国宝,他们纷纷惊叹于“商周十供”的古朴雅致。
　　此后,“商周十供”的身影出现在不少书籍之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曲阜县志》、道光年间冯云鹏的金石著作《金石索》、光绪十三年(1887年)衍圣公孔令贻重刊汇辑祭孔车服礼器、典章制度的《圣门礼志》,均将“商周十供”原样摹绘,全部收录。如今,孔子博物馆收藏有一套1911年时由王炤寅所绘的《圣庙十供图》,画工技艺高超,图像惟妙惟肖。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的传播与普及,不少人又为“商周十供”摄制照片。1934年,李经野等人纂修的《续修曲阜县志》,收录了“商周十供”的照片,作为曲阜的代表性文物向世人展示。1926年,日本人马场春吉受日本外务省派遣,到山东从事秘密活动,搜集各种情报,他广泛游历曲阜、邹城等地,拍摄大量照片,编著《孔孟圣迹图鉴》(日文版)一书,该书也将“商周十供”照片收录其中。此外,为满足民众的猎奇心理,民国时期一些报刊也纷纷登载“商周十供”照片,“商周十供”由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200年间命运多舛
　　“商周十供”在200余年里,历尽艰险,屡遭天灾人祸。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孔府遭遇“回禄灾”,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回禄灾就是火灾。据1949年以前曾在孔府工作过的孔繁银回忆,这起火灾的起因,是住在后西楼上的衍圣公孔令贻的舅母晚上不慎将蚊帐点着导致。
　　孔府等级森严,内宅更是绝对封闭的空间。后堂楼院包括后堂楼、后东楼及后西楼,与西侧的佛堂楼及南面的前堂楼院相连,向来是孔府女眷的住所,属于男士止步的区域。火灾发生后,后堂楼除了夫人、小姐就是丫环、女仆,根本无力救火,火势越烧越猛。据孔氏后人回忆,这场大火最终烧了三天三夜,七座楼房都化为了灰烬。
　　“商周十供”当时就收藏在前堂楼,处境十分危险。所幸衍圣公孔令贻喜欢京剧,此时正好有戏班在孔府,孔令贻连忙让戏班的武生翻跟头上楼,从火中抢出了“商周十供”,稀世国宝这才幸免于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进程,次年1月,日军占领了曲阜。为防止末代衍圣公、奉祀官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被其利用,国民政府提前安排孔德成转移南下,离开了曲阜。临行前,孔德成将家族事务交给孔府近支孔令煜主持。
　　日寇对“商周十供”觊觎已久,多次派人到孔府索要“商周十供”,孔令煜答复说“商周十供”已经在孔德成南下时被带走,没在孔府。日寇表面打着尊孔旗号,有时也到孔庙献香行礼,不敢到孔府强行翻查,最终不了了之。实际上,当时“商周十供”就埋藏在孔府的后堂楼地下,国宝又幸运地躲过一劫。
　　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孔府将“商周十供”及其他文物打包运至兖州暂存,准备进一步通过铁路运往南方。由于解放军很快围城兖州,切断了南段铁路,并解放兖州城,这批文物被全部查获。据说,在战争中,国民党飞机投弹烧毁了“商周十供”木箱边沿一角,所幸国宝没有被彻底毁于战火。
　　这批被查获的文物共有50箱,经接收机关移交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别后分别处置,其中的“商周十供”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直接保管。济南解放后,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迁至济南,曾在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内举办古物展览,“商周十供”作为重要文物对外展出。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商周十供”一度保存在济南千佛山的石洞中。
1955年,“商周十供”终于重新运回家乡曲阜,交由曲阜文管会保管。为了更好地保护孔府旧藏文物与档案,相关部门在孔府东侧建设了孔府文物档案馆,1994年正式启用,“商周十供”得以入藏库房安享太平。
　　2018年11月26日,全新的孔子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商周十供”作为首批重点文物入藏并上展,保存和展览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至此,国家一级文物、200多年来秘不示人的孔府重宝“商周十供”终于与世人公开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