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口持续下降?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是不是没奏效?新冠肺炎是否影响生育意愿?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民众关心的诸多热点问题,国家卫健委和相关专家给出权威回应。

　　多地普遍延长产假30至90天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以来,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他介绍,目前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订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至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浙江省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纳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江苏省苏州市“十四五”期间各级财政计划投入约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四川省攀枝花市完善生育服务体系、建立生育津贴计发天数递增制度。
　　“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任务落实。”杨金瑞介绍,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各部门积极出台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多重因素致出生人口下降
　　杨金瑞介绍,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对于疫情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初步判断,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比如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生育可能会很犹豫,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单位的效益不好,不光影响到家庭成员收入,也会增加家庭中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增加了生育的恐慌或者是畏惧。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担心在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等这些常规的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将着眼生育养育推支持措施
　　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宋健介绍,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年-1975年以及1981年-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年-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宋健表示,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杨金瑞介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他说,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