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作家张炜在古典文学赏析方面造诣颇深。除了李白和杜甫,张炜心仪的大诗人还有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近日全新文化随笔《唐代五诗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唐代诗人在张炜的笔下生机勃勃地“复活”。唐代诗人留下的佳句有很多,每逢某个场景和时刻,便会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脱口而出。佳句何来?张炜认为其不单出于学术,更依赖生活直感,是经过某种特别权衡之后的集体认定。
　　王维文辞章法成熟甚早,十几岁的作品就具备了文字的工细,布局谋篇有相当的美学均衡,可见既是早熟,又有少年童子功力。“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星晨七曜隔,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写这首《过秦皇墓》时,王维年仅十五岁,笔法老到,气象雄浑,有一种超出年龄的苍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被誉为羁旅思亲的千古绝唱,意蕴深邃,写这首诗时也不过十七岁。他十九岁写出了七言古诗《桃源行》,被后人评为“顺文叙事,不须自出意见,而夷犹容与,令人味之不尽”。(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可见王维实在是一个聪颖过人者,词章优势是如此显著。这对于一个人完成终生之大文章,其好处自不待言；但一个人是否会过于依赖和借助这种优势?如果在为文困难的时期借助太多,也许会失去心灵磨炼的意志,缺少一些重重叠叠的顿挫痕迹。
　　文辞优越之人,会不自觉地相信文辞本身的力量和功用,依靠文辞本身衍生诗意,渐成习惯。文辞本身确有这种功用,也一定会产生言辞之美,但这种滋生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有限性被一个人察觉和认识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为就人性来说,迁就心自然存在,迁就文辞,迁就惯性,久而久之即不可遏止,文辞本身也就成了障碍。
　　王维的一部分诗作用典很多,修辞也好,但读来总不及另一些诗句的感染力,其原因可能是心灵没有与文辞一起抵达,二者多少有些分离状态。与他同时期的李杜,这种情形极少,他们以心绪意志之力,也就是神采把人打动。有人可能认为这仅是风格不同所致,因为王维本来就是一个虚淡空灵之人。这种认识似有道理,但还不够确切,因为在他还没有形成这种风格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并不以此风格为特征的应制、送别和闺怨诗作,已有文辞堆缀之感。作者在娴熟的文辞组合转化中,奇妙的才情没有洇漫而出、没有通向生命的幽深,留下更多的是辞章本身的颜色。辞章之能力,于诗实在是一把双刃剑。
　　有时候在庸凡的现代阅读中,我们常常痛惜文辞之粗糙、贫瘠和草率；有时我们感觉写作者缺少长期扎实的文字锤炼,又会把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当成了至高要求。实际上文字的功课的确是至难的、贯穿一生的,但是这种功课一定要与对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究并行发生,而且一定要服从于后者,二者不可以剥离。这种探究的力量一旦减弱,就会求助于文辞,将其当成一个百宝箱和工具箱,反复使用。我们取来各种各样巧妙的工具,用它来掩盖和替代无能与贫瘠。有时候这种虚浮无力的生命状态真的被遮掩了,但也只能作用于一时,很难久远。整个人生的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在漫长的文字河流里或铿锵、或喜悦、或呻吟、或平庸、或突起、或峻烈、或卓绝,都能在时间的倾听中暴露无遗。
　　辞章是推助一切元素的工具,它们的茂长是显性的外在部分,就像大地的毛发,山丘上的树木。充满生机的绿色固然可爱,也预示了生命的丰富,可是我们还要看大地本来的颜色,要看山陵的骨骼。当用一支画笔凸显它们坚硬的本质时,或许就会寻找北方的大地,在相对矮小稀疏的灌木丛中,在贫瘠裸露的丘陵岩石间,甚至在荒漠中,才能感受它的力量和苍凉。这种骨骼美、本质美,更能够深刻地打动我们,与之形成生命的对峙,形成一场生命之间有力量、无遮掩,甚至是有点绝情和残酷的对话。
　　原来褪去茂长的山陵和大地也是一种言辞,它在言说,不过是另一种言辞,是更简单直接的、绝少遮掩的赤裸。它也在生长,它的内部奔涌着不竭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因为季节更替而减弱,不会因为严寒风雪的肃杀而变形和消失。
　　严肃的岁月会把表面的东西收割掉。收割之后它们又在哪里?留下什么?这一切我们应当心中有数。
　　屈指数来,会发现李杜留下的佳句最多,其次是苏东坡等。王维至少有五六组,使用频率较多者也有三四组,尽管其中一二组存有真伪之争,但仍然了不起。一般来说诗人劳作,终其一生,能留下一二佳句即相当了不起。
　　我们以王维作例,可以将其佳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诗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即研究者不可疏漏的佳句。这一部分深邃特异,文辞雕琢之功精湛,虽然没有伤害诗意内含,但是不如另一类平畅。如“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雨中草色绿堪染,水边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等。二是文化层面,即常常被知识人引用的佳句。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杂诗三首·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等。这些佳句只传诵于有相当知识储备的文化人中间。三是生活层面,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相思》)等。这些诗句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佳句出世绝非偶然,它是一种生命质地的外化方式,是才华之矿开采前露出的“矿苗”。一般来说要成为佳句,不仅是文辞华丽与顺畅,还要足够特异和深入,既让人过目不忘,又直指心灵深处,其生动性与概括性表达了人类的普遍经验,而且是集中表达。在这里,文辞之工细和民间之通俗已经综合一体,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所以佳句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精巧别致之句难成佳句,因为尚缺乏深长久远的生命力,它在人类普遍经验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没有达到让人广泛接受的程度。
　　佳句需要冲破一般意义上的典雅,需要活化,需要破掉一般文辞之工,从表象进入内部,要让灵机一动与当代性和民间性紧密结合,并且在通俗与典雅两个层面上得到高度统一。这种契合是很难的。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妙手偶得,总是在大诗人笔下才高频率出现。于是我们就会知道,它们的择取标准不单出于学术,而相当依赖生活直感,是经过某种特别权衡之后的集体认定。那些依靠文辞本身的创制,过于仰仗文辞,也就大半失去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佳句与人的情感深度、执着力,关系最大,也就是说,与现实生活中身心摩擦的深度、心灵痕迹的深刻交错,才有更大的决定意义。这个时刻的抵达,它所显现出来的通俗性就非常重要。一般意义上的直白与普及,并不能确保它的隽永性,也不会找到深入的传承者和诠释者；而一旦缺乏代代接续的维护,最终就难以成为我们所说的佳句。
　　(摘选自《唐代五诗人》,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