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本军队攻入济南,泉城沦陷。为了保证师生安全,齐鲁大学宣布停课,同时筹划迁校。到1938年秋,除了理学院的无线电专修科和医学院的药剂科外,其余各院系全部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复校复课,开始了齐鲁大学长达七年的流亡办学。
　　为适应形势需要,校长刘世传决定重建国学研究所,聘任顾颉刚为国学研究所主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前后,但是因为投入不足,研究所一直依附在历史系和国文系,有名无实。直到刘世传任齐大校长,才于成都正式开案研究。据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所记:“顾颉刚1939年9月始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是年49岁。该所乃于十年前成立,因战事而中断。此次先生重建之,遂拟各种章程及经费预算,延聘人员,包括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又记:“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名单》,又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二十四史之主旨》。”“十月二十六日,致叶圣陶信曰:‘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二十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先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是时该所有张维华、王育伊等。”
　　作为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齐大国学所的建设、发展,尤其在延聘研究人员、出版学术期刊及其著作方面贡献卓著,也是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扛鼎之才。顾颉刚曾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曾经的同事中也不乏佼佼者。只是当时的条件实在困难,齐大在成都,他需要的众多研究人才却远隔千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要说路途遥远、颠簸不平,就是江南江北也未必互有音讯。
　　顾颉刚最想,也有可能延请到的人是钱穆,他是江苏无锡人,与顾颉刚的故乡苏州相距不远,算得上老乡,况且钱穆就在苏州教书,是相交多年的知己。此时,钱穆正改名隐居在苏州,埋头写作他研究数年的《史记地名考》一书。顾颉刚想延请的第二位学者是吕思勉,江苏常州人,也算是顾颉刚的老乡,早年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事,当过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校长,著作等身,被严耕望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家”之一。第三位是杨宽,是吕思勉在光华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础上,以神话分化学说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还原了古史传说与人物的神话本相,深刻揭示了由神话到古史的演化过程。顾颉刚对这位小自己21岁的后起之秀十分看中,亲自致信予以邀请。另一位是顾廷龙,他与顾颉刚为世亲,也是顾颉刚的学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与顾颉刚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在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但是,当时这些被顾颉刚看上的学者,都因各种困扰无法脱身,顾颉刚便聘任他们为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悉数列入研究所研究计划,同归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发行。被顾颉刚招致麾下先后进驻齐大研究所的研究员有杨向奎、胡厚宣、张维华、严耕望、沈镜如。钱穆在1940年秋天履约入职,并在顾颉刚离开后接任国学研究所主任。
　　顾颉刚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另一个贡献,是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号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杂志、丛书、报刊。他创办了《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还有与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这些刊物不仅在当时颇受学界关注,现在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责善半月刊》于1940年创办,“责善”取义于《孟子·离娄下》的“责善,朋友之道也”,含有同道互相切磋以期于至善的寓意。《责善半月刊》发表的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钱穆的《思亲疆学室读书记》、张维华的《读史札记》、杨向奎的《绛史斋杂抄》、张维思的《冰庐读书随录》,一改过去史家严肃生硬的叙史风格,以轻松活泼的文笔娓娓道来,大受读书人喜欢,形成《责善半月刊》独有的特色。这本颇受读者偏爱的《责善半月刊》有序出版了两年,共48期。
　　然而,《责善半月刊》毕竟是一本厚度不够的刊物,受字数所限,很多篇幅较大的、有思想、有见地的长篇大作无法上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颉刚又在同年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无论厚度、长度都远超《责善半月刊》,而且印制非常精到,白色连史纸,线装,深黄色封面上的白色签条由顾颉刚亲自题写,为《齐大国学季刊》增色。因成都印刷条件所限,“季刊”共出版两期,发表了丁山、张维华、姚名达等史学界名流的文章,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与以上两种刊物不同,《齐鲁学报》一直在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出版,以发表受聘担任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并住在上海的学者文章为主,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钱穆主编,刊发过吕思勉、钱穆、杨宽、童书业、唐长儒等人的文章,共出版两期,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发行,影响力不及《责善半月刊》和《齐大国学季刊》。可惜的是《齐大国学季刊》在出版了两期之后,因为资金出现问题,也不得不停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最初由华西、金陵、齐鲁三所大学的研究所主办,第一期在上海出版,从第二期开始在成都出版。其后,燕京大学迁至成都后也加入《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的编辑出版行列,成为四校合办,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而停办。齐大国学研究所除了出版发行上述刊物,还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的形式结集出版大量学术专著。有赵泉澄著《清代地理沿革表》,吕思勉著《先秦史》,童书业著《春秋史》,杨宽著《战国史》,顾廷龙、潘承弼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以及陆翔翻译的法国汉学家的论文集《国闻译证》。
　　齐大国学研究所初期设在成都市区,后来搬到北郊的赖家园,钱穆、胡厚宣、张维华先后住进赖家大院,一时成为成都的文化大院。前来拜访的人开始增多,尤其慕名而来要见顾颉刚先生的人使之应接不暇。离开成都市区时,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刊登《启事》,说明真情,谢绝闲来无事者登门拜访,实属无奈之举。其中有这样的字语“社会各界宠交逾分,柬帖时颁,有志青年谬谓可师,轩车日止。颉刚性不绝人,来者百千,一一肆应。休息无时,寒温失卫,遂至今春疲极而病”“积周年之痛苦,经长期之考虑,决意舍弃都会生活生涯,移家村落。今已迁去,颇得天然疗养之效”。
　　1941年秋天,顾颉刚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主编《文史杂志》,齐大国学研究所事务由钱穆代为主持,后来钱穆正式接替顾颉刚成为主任。顾颉刚再次任职齐鲁大学是1944年9月,《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是年,因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屡邀任国学研究所主任,答之曰,惟刚在校所为标点二十四史之工作尚未毕,如许我终成其事,则可暂来一二月。”“十一月十五日,与静秋乘汽车离重庆。十六日,抵成都。”“是时至年底,在齐大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学生有李文实、方诗铭等。又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所长,作该所组织纲要、工作纲要、人员分配及预算书等。是时该所职员有胡厚宣、张维思等。欲将该所‘语言文字部门留蓉,由(胡)厚宣主之；史学部门移碚,由予主之’。该所工作除个人专门研究外,又计划集体之编辑工作,如编辑‘春秋经通检’、标点二十四史等。”顾颉刚本次履职齐鲁大学,已不是原来的国学研究所主任,而是所长,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此时,国学研究所已经从崇义桥的赖家园搬回华西坝华西大学校园,也是齐鲁大学的校本部,国学研究所的新址叫鲁斋,已非“村落”。
　　但是,顾颉刚此次再到齐大任职,时间非常短暂,应是止于1945年初。《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一月二十五日,以齐鲁大学起风潮,畏陷漩涡,离成都,二十六日,抵重庆。”对于这次离去,顾颉刚是满心不甘,他在日记中写着:“研究所之事遂未商得具体结果”“整理二十四史之事如悬磐然”。到了重庆,顾颉刚还是心系齐大,在春天依旧做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秋季至一九四五年春季全体工作报告及顾颉刚工作报告》。这是顾颉刚为齐大国学研究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不久他便出任复旦大学教授。齐鲁大学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复员济南。
　　顾颉刚两次在齐大任职国学研究所,时间总共三年多,“决意舍弃都会生活生涯,移家村落”,说明他是喜欢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在他的带领下,齐大国学研究所人才荟萃、学术成就斐然,是为最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