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雨涵
　　　　在大学者萧涤非先生的课堂上,学生时代的孔范今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疑义——“老师,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呢。”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著作等身的孔范今先生在书房聊起这段往事,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年轻学生初生牛犊的勇气,著名学者海纳百川的包容,成就了一段学术争鸣的佳话。
　　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在此后的学术生涯里,孔范今先生一直将此作为人生信条,独立思考,严谨求证,留下了自己对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思考。
　　齐鲁晚报特别开设的文化访谈节目《青未了·书房》已于近日上线,在一个雨后的晴天,我们拜访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孔范今先生。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大家,在去年新出版了《人文言说》和《舍下论学》两部著作。关于文学,孔老师有点不同的想法；关于人生,他又有很多温情的记忆。
我的质疑得到了萧涤非先生雅量的回应
　　齐鲁晚报: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又在60年代读了大学,您的成长经历是不是充满了坎坷?
　　孔范今:我爷爷做了一辈子私塾先生,我父亲是小学教员,但是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灾难重重,学校解散,就失去工作了。家里生活困难,加上自然灾害,我(兄弟)姊妹七个人,饭都没的吃,饥肠辘辘。我父亲领着我要饭,记忆尤深。
　　我这段少年的经历啊,比我读了多少书,对我教育都深刻。我知道怎么才是好人,应该怎么做人,是我从那时候明白的。
　　我上小学一到三年级,都买不起教材,没有课本。学生课间休息出去玩了,我就赶快拿过同桌的书来看看,使劲看,结果每年我还是考第一。越是那时候,越是求知若渴,越是珍惜这机会。
　　齐鲁晚报:您在读书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特立独行的特质吗?
　　孔范今:我上大学时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比如说讲文学理论吧,老师讲到前面这一章,实际上我早就看到后边几章了。他讲课的时候,我就凝神去听——他这个说法对吗?怎么和我所接触到的还有些差异啊?我能判断是非。
　　有一次古代文学课的老师萧涤非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讲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说,杜甫在这里是同情天下贫苦百姓,希望百姓都能有房子住。我说,“萧先生啊,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呢”。我说,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早就形成了一种“士”的阶层,知识分子称为“士”。杜甫他本人是个知识分子,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因而联想到这些穷困的知识分子们怎么办,这个“士”应该作士阶层讲。他就停课叫大家讨论,讨论一两节课,他说,“行了行了,孔范今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很感动,他是那么有名的学者,有这种心胸、这种态度,咱得学习啊。
历史是多维的复杂结构
　　齐鲁晚报:1967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您又辗转回到了老家曲阜,当了十年的中学教师。这段经历在您的人生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孔范今:这十年在中学里,对我来说极其宝贵。因为我深知,在大学这五年,学的东西都还是皮毛。应该读的研究对象的书,只读了一点点文选,这怎么能行啊,各个方面都是残缺的,而且眼界也不宽。我就知道,得从头找补,要不你没有研究资格,没有资格说话。所以我就从五经四书一直读到现当代。
　　这十年,比上学还管用。因为专心致志,我有的是大把的时间自学。自己鞭策自己往前走,和别人鞭策你不一样。
　　后来我发现,这个中学还真是既好教又难教。比方说教语文,有的教师拿一篇文章,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很机械地抽上这么几条,你说他讲一遍学生能有什么收获呢?你了解表面的,这是两个胳膊、两条腿,管用吗?它的灵魂在哪里啊?你得把这个作品最灵动的东西传输给他,这样才能启发他思考,才能举一反三。
　　齐鲁晚报:您在曲阜的时候,跟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还曾有过一次对谈,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契机?您和李泽厚先生交流了什么话题?
　　孔范今:那是1985年,听说他来曲阜参加一个国际孔子讨论会议,有一天上午我就去和他谈了两三个小时。当时主要交流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是过往的东西、既定的东西,你只能来阐释它。你说好也罢,说不好也罢,你要有科学的依据,充分地讲清楚。那假设没有秦国,没有秦始皇,我们就不会焚书坑儒了,能行吗?它发生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至于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历史上应该给它什么评价,那是科学问题。
　　历史啊,是一个多维性的复杂结构,绝对不是其中两个支持因素在起作用。记住一条,历史总是另外有几个力量支撑着它,跟它对抗、抗衡,这叫“互补”。五四时期不就这样吗?有纯粹的保守派,也有我叫做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人,像章太炎,还有很多流派,像是学衡派。这些在社会上实际都起着什么客观作用呢?就是把那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主张撑住了,形成一个结构,互相制衡,这样中国文化才可以稳稳当当地、可靠地往前发展。
人文情怀是同情悲悯之心
　　齐鲁晚报:从学生时代起,您就特别有质疑精神,敢在课堂上跟老师提出不同见解。后来您回到山东大学任教,做学问研究也是不盲从于主流,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认识。这种独立的品格,您是从哪里得来的?
　　孔范今:我不能说是天生的,至少,我从学的道路和得到的教诲、影响,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别盲从。都这样说,也未必对。北京、上海两地,都是文化中心,他们那里的学者发表个什么意见,大家都有从众观念,都跟着跑,我不是。在80年代之前我就开始质疑恢复复兴启蒙的意见,我搞《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这十几本,就是对抗这种思潮的。你们看看,有多少珍贵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被你们忽略了,光抓住革命的、启蒙的。
　　做学问不能从众,不能随大流,所以后来我搞出了全国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鸳鸯蝴蝶派在新中国编的现代文学史里边,一律被骂作负面的东西,根本不讲它,一句话就扔过去,就是没价值,负面的。这部文学史,至少在对象世界上是完整的,结构上是符合客观世界的,评价上也是科学的。
　　齐鲁晚报:这么多年以来,您的学术研究道路一直坚持以人文主义为基石。您认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孔范今:确切定义很难说,要简单说说也可以。人文文化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人性存在为关注点、为起点的一种文化理念,它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思维上更重视悟解、悟通。所以说人文情怀实际上是同情悲悯之心,没有这个心,你搞文学,别管创作还是研究,我觉得都不够资格。孔夫子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这个作用,他是人文文化的祖师爷。
　　齐鲁晚报:您研究了这么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其中有您个人内心比较偏好和喜爱的作家吗?
　　孔范今:比方说鲁迅吧,确实很了不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长期误解他的作品是启蒙主义文学,是批判旧文化的。实际上鲁迅的文章含义很深刻,他一边批判,又一边有对这种倾向的质疑。他的好多作品,都是同时在质疑这种变革给人性、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这是其他那个阶段的作家所没有的。所以他很可贵,这比单纯地捧他是个革命家或者什么家更可靠、更准确。
　　另外,还有沈从文。实际上他的作品都富有极其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表现生命的神秘、人性的悲哀。当然还有一些大家,像老舍。很多人有误解,最初把他当成政治作家了,实际上他是不问政治的。后来有学者出来写文章,把他归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了。只有我独树一帜提出来:不对,他是质疑那个潮流的。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到来的时候老百姓的苦难。
　　齐鲁晚报:谈到鲁迅,鲁迅的文章近年来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进进出出,每次变动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对于这种现象和争议,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孔范今:鲁迅的文章当然可以选,但是,要紧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选,而是你选的准不准。要选文学价值很强,对中学生接受起来有好处的作品。
　　齐鲁晚报:如果是您的个人意见,您会推荐鲁迅的哪篇文章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呢?
　　孔范今:《一件小事》。《一件小事》极不简单,得明师才能讲清楚。
　　齐鲁晚报: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还能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汲取到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孔范今:深刻地、自觉地去感悟理解,弄透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内在矛盾、阻力在哪里,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明了的。
文学永远离不开人类,人类永远离不开文学
　　齐鲁晚报: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还有短视频平台的冲击,文字阅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让年轻人保持文字阅读的习惯呢?
　　孔范今: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一种论调,说是包括文学都要死亡,因为现在什么都是网络传播了,大家懒得再去看纸印的东西了。我跟你说啊,文学永远离不开人类,人类永远离不开文学。你知道文学的特点在哪里?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人性存在,他要得到满足,而现实常常是不能叫他满足的,他就需要有另一个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文学的虚构,让人借以慰藉心灵。只要生命一直存在,就一直需要这个价值空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
　　齐鲁晚报:您今年八十岁,八十大寿是怎么过的?您在这个年纪有哪些自己独到的感悟和感想吗?
　　孔范今:我采取了一个淡然处之的态度,既不惊动朋友,也不惊动我的学生们,要不然大家天南地北都得来,何必啊,都忙得要命。所以我给孩子说,连亲戚朋友也不叫,就咱自己。订上一个蛋糕,给我下上一碗面条,炒几个菜,像平时吃饭一样。
　　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了,到了八十九十,就是耄耋之年了。我的事业呢,也基本画句号了。因为眼睛不行,手也不行,半边身子不得劲。我现在就希望,这个毛病赶快好了,至少我还能拄着手杖在屋里走动。
　　但是我很乐观,而且我也很骄傲。第一我不负此生,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二,我不负社会,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这时候应该有点道家的观念思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死无所谓。而且自然规律,花开花谢,人也是这样。活的岁数大点,谁没有80岁?别当回事,别成为负担,更别给别人带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