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馥榕

　　姥爷在阳台上晒花生。
　　瓷白的桌几上,铺得满满的花生。亚麻色的外壳,其上琐碎的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阳台内外,都闻得见泥土的清香。
　　我已习惯在姥爷晒花生时不去打扰他,因为每每此时去,总要听他絮絮叨叨,讲他与花生的故事。
　　“三粒花生!”记忆里的姥爷掰着手指头,有点激动的乡音在屋里回荡:“你姥爷我小时候可厉害了,一直干着班长。但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不好,家里人又多,我年龄长啊,经常饿着。有次实在饿得不行了,在路边拾了人家三粒花生吃,结果把班长给丢了,后来再也没干过……”小时候听到这里我都和姥爷一起笑。如今想起来,只觉得阵阵心酸。想到自家零食筐里那积了灰的花生,不曾意识到那也是往昔许多人的愿望。
　　但人们总爱看的是,跨过山川河流以后的一片广袤的新天地。
　　那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风吹遍全国各地。已经参加工作的姥爷为了圆他那被花生“打断”的班长梦,立即去报考了大学。后来,他成了南大当年在省里录取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
　　姥爷对那个历史厚重,梧桐成荫的南京城有着独一份的爱。那年我从南京旅游回来,姥爷一页一页翻着我的游记,“对,对,当年就是这样的!”他激动的语气仿佛回到了在南京读书的岁月。我喜欢听姥爷讲他在南京上学的故事,因为言语间,我总能感受到那个逐渐走向繁荣的时代投射在他身上的影子。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爱,姥爷离开大学后就奔赴了部队。如今,茶余饭后,他那唯一上锁的抽屉里那枚鲜红的五角星,也常常被他攥在手里,给我回忆他的军营生活。
　　抬头看见姥爷正冲我招手。走进阳台,姥爷把一簸箕烤熟了的花生剥去壳捻去皮,放进我手里。我看着手心里的花生仁,既不存在亚麻外壳的粗糙,又没有红色外皮的苦涩,突然觉得我们与它们很相像——我们被保护得如此好,不需要像老一辈人那样在苦涩中等待,不需要像当年的他们那样,在温饱与学习间艰难抉择。我们一见这世界,就有光芒笼罩,可以大步向前迈去。
　　姥爷经常跟我说:“好好学,专心学,你们这个时代可比我们那时强多了,啥都不用担心。”确实如此,如今是好的时代,新的时代。
　　花生熟落,一片繁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