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广勋

　　今年父亲节这天,天干气燥,气温高达三十七八摄氏度,是入夏后最热的一天。停车的村口距老家只有一二百米,为避开灼热的阳光和袭人的热浪,我紧走几步推开了家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捆捆大葱,摆放在院里及母亲破旧的脚蹬三轮车上,横三竖四,一片狼藉。耄耋之年的父母坐着马扎,正低头为大葱逐棵剥皮、去根须和杂叶。
　　天太热,父亲露着上身,常年户外劳作,脊梁、颈部和脸部被太阳晒成古铜色。母亲瘦小的身躯显得有些弱不禁风,干柴般的手背粗糙且青筋裸露。尽管有日晒和蒸发,二老的额头、胳膊上沁出的汗水依然清晰可见。这场景,恰似一家小型蔬菜加工厂原料加工车间再现。
　　见我推门进院,二老不约而同地让我快到屋里歇一歇、喝杯水,但自己手中的活始终没有停下。
　　“说多少遍了,别干了,咋就是不听?你们耳朵没磨出茧,我们的嘴快磨出茧了。”这场面,司空见惯,每次回家都能碰见；这话,重复了多遍,说得有些不耐烦,但无济于事,人家我行我素,统统变成耳旁风。
　　二十多年前我在县委从事新闻宣传时,所写的“全国脱水蔬菜第一县”报道曾登上人民日报。现在一联想,父母竟也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两员”。
　　当时全县蔬菜脱水厂星罗棋布,我们镇就有两三家,主要是将葱姜蒜脱水加工后出口,而前期工序——原材料的去皮和剔除杂质等工作,靠农户自愿领到家中完成。母亲为了挣点零花钱,常常蹬着三轮车到分发点领回原材料加工,以补贴家用。尽管我们兄妹四人都在外工作,不差这仨瓜俩枣,一再劝阻他们别干了,光种庄稼和打理菜园就够累了,可父母说啥也不要我们一分钱,照样靠自产的粮食、蔬菜度日,加工费主要用于应付人情往来。
　　葱姜蒜大都是夏秋收获、冬季加工。父母为姜、蒜去皮时,要先在盆、桶或缸里浸泡,然后一块块、一瓣瓣从水中捞出,再将皮刮去或剥去。长时间露天劳作,手浸在冰冷的水中,指间常常因皴裂而被胶布缠绕,殷红的鲜血透过胶布直往外渗……
　　十多年前,年近七旬的母亲在领大蒜时,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栽下来,胳膊被摔断了,断胳膊耷拉着,骨头碴儿从皮肉里刺出来,鲜血直流。外柔内刚的母亲没喊没叫,咬着牙被人送到本村的骨科诊所,接好骨头固定包扎好,打了一瓶消炎针就回了家。为了不让我工作分心,她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告诉我。
　　半个多月后我回家,见到打着绷带、满脸蜡黄、有气无力的母亲,我一时着急上火,没好气地数落:“是缺你们吃还是喝了?拼死劳命、丢人现眼的,不怕人家笑话!”
　　“什么也没缺,不干活在家没着没落闲得慌。”母亲平静地说,“不偷不抢,丢啥人?”　
　　父亲也在一旁帮腔:“什么不干也会碰着磕着,该有这灾,与干不干活无关。”唉!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这是哪门子“理论”。身体恢复后,母亲立即“好了伤疤忘了疼”,重操旧业。　
　　这活既脏又累,也挣不了几个钱,如今,家里穷点富点的都不干了,父母却乐此不疲,干得有滋有味,是全村仅有的两个“从业户”之一。
　　近几年,母亲还拓展业务范围,搞起了“多种经营”,家里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工厂。脱水厂没活时,她便从当地工艺品厂分发点领来各种工艺品帮忙缝制。母亲曾不止一次挺有成就感地“炫耀”:“缝一个小筐或剥一斤葱三毛钱,一天可挣十几块,够我们老两口买煎饼吃的了。”我们兄妹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给我们买煎饼、锅饼、豆腐等带上,用的也是他们挣的加工费。
　　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位衣着整洁的本家大叔悠闲自若地到我家串门,见到院里的场景,瞅瞅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苦笑道:“只干这些活也还好说,今年天旱,你大大(方言,爸爸的意思)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用三轮车拉水浇菜园,吃完早饭再继续干这些活。”
　　谁说不是呢?平时我们吃的粮食、蔬菜,大都是父母亲手所种,一到周末,就盼着我们回家拿。担心他们累着,我们曾说“别种了,回来拿的菜还不够汽油费”,父母仍然不为所动,把三亩地的庄稼和半亩菜园伺候得像花园一般,各种粮食、菜品一应俱全,满足“供应”。
　　不一会儿,两个弟弟和侄子相继走进家门,大叔说得更加起劲:“一年四季就没见老两口清闲过。平时你们撒的、掉的也够他们吃、穿的,一大把年纪了,不值当的。”弟弟眉头一蹙,接过话茬儿:“干了一辈子活还没干够,有福不享找罪受。”父亲却说:“庄户人就是劳碌的命,不干活,干啥?再说,老胳膊老腿的,多干点活,活动活动,说不定对身体有好处。”
　　这两年,我发现八十多岁的母亲已没有多少力气,身子明显虚弱不少,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吁吁,自己都说“坐在那里一不干活就打盹儿”；父亲比母亲小三岁,虚岁也已八十,由于常年劳作,身躯弓成一轮弯月。但不论何时,一说干活,弓腰驼背的二老就一改颓靡,立时来了精气神儿。作为“最普通的普通农民”,在父母的字典里,只有“劳作”一词,没有“享受”二字。
　　这个父亲节,我过得心里有些忐忑,不是滋味。父母的执拗在全村是出名的,再规劝也是徒劳和多余。我们兄弟一起动手炒了几个菜,与父亲默默喝了两杯,算是过节了。加工活既脏又热,父母说啥不让我们插手帮忙。为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进度,我们只好各自带上二老准备的煎饼、草鸡蛋和各种蔬菜返程。
　　改变不了父母的行为,只能改变自己的思维。回城的路上,我一再为自己开脱——
　　也许,父母尽最大所能干活,不坐享其成,不给子女添负担,觉着自己还不是累赘,日子反倒过得充实、从容、舒坦。
　　也许,孩子在父母眼里永远长不大,我们回家拿菜,他们会感到自己还有用处,儿女还需要他们；用挣的加工费买东西给我们吃,还能创造“疼儿”的机会。　
　　也许,如父亲所说,一辈子干惯了,一时闲不住,干活相当于锻炼身体,二老身体还算硬朗,可能与整日辛勤劳作有关。
　　也许,父母苦日子过惯了,不知、不懂也不愿享受,如今不愁吃穿用的和谐日子,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已经相当满足了……
　　然而,即使设定一百个宽慰自己的“也许”,也排解不掉儿子的忧虑:父母干活不惜力气,不知道体恤自己,这么大年龄,万一累坏身体,太得不偿失了。可摊上这样勤劳简朴、不开化甚至有些“迂腐”的父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一时,我心生悲戚,怅然若失……
　　稍感欣慰的是,这次回来听说家里的承包田以后不种了,二老的劳动强度多少可以减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