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芳认为,无论是从济南眺望世界,还是从世界的高度俯瞰济南,她的新长篇《河图》所记录的一百年前的济南故事,一个黄河渡口小镇的风云变幻,同样也可以是关于欧洲、关于美洲、关于亚洲的一种集体记忆。而热情抒写济南是常芳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专访中常芳畅谈了济南这座城对于她写作的重要意义。

　　记者　师文静　　　　　　　

　　黄河与济南这座城市同气相连
　　齐鲁晚报:《河图》所记录的是一百年前的济南故事,一个黄河渡口小镇的风云变幻,“河”肯定是黄河。你说“逐水而居的人类,其命运与河流的关系,更是早就‘注定’了的”。黄河与济南这座城,是一种什么样的“注定”了的关系?小说有很多关于黄河意象的描写,在1911年的背景下,黄河给泺口镇的人,带来怎样的冲刷与洗涤?
　　常芳: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布,再次将量子力学推到了世界面前:在量子纠缠的状态下,纠缠中的一个粒子的状态会决定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使它们相距非常遥远。假如从这个理论出发,用结果去倒推原因,黄河1855年在铜瓦厢改道,流经泺口,侵占大清河入海时,已注定了流经泺口的黄河和济南城的关系。除了水运码头,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的修建通车,更是以西方现代化所特有的速度,消除了泺口到济南短短的路程,使两地完全融为了一体。
　　正是“火车”进入中国这个现代化的代名词,在《河图》里,在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面前,将发起山东独立的济南和泺口黄河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小说里的主人公之一,南家花园的主人南海珠在得知弟弟南怀珠一直在城里参与“山东独立”的事情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旦山东宣布独立,从北京、天津下来的清兵,就将会乘坐着火车,飞速赶到济南,剿灭那些参与独立的革命党人。当独立取消,失败后的革命党人南怀珠潜回泺口,他期盼的支持泺口独立的德国舰船,也是直接从东海沿黄河开进泺口,尽管他没有去细想,那些舰船到底能不能驶进泥沙俱下的黄河。
　　如何正确看待对历史的批评与质疑?《河图》里,居住在泺口镇上的人,在城里的革命党人争取独立之初,家家户户的菜刀,就被巡警局长谷友之用铁链子拴在了每家每户的房梁上。所以,整个镇上的人,无论他们关心不关心独立,是否支持独立,对独立的真正含义是不是理解,是不是想去理解,他们都不能有任何个体的选择,都只能任凭巡警局长带人将他们家中的菜刀拴住。所以,无论是黄河本身的决堤还是大革命时从城里涌起的独立浪潮,它们对泺口的冲刷,都像那位戴维先生在日记里写的,“水头卷进哪户人家的卧房和猪圈,都会把它们里里外外冲刷个干净”。因此,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当城里取消独立的血腥气息,以及泺口将要独立的消息一起传遍泺口时,先是泺口的所有店铺都遭到了巡防营士兵的抢掠和焚烧,两名剃头匠子被巡警打死,然后是杂货铺子掌柜因店铺被烧,聚众到巡警局里闹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侄子。同样,真正追求独立的革命者南怀珠和从美国回来的投机分子冯一德,则一起死在了巡警局长谷友之的枪口下。
　　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黄河与济南这座城市同气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所以,在1911年,独立革命的浪潮席卷济南后,泺口同样注定了要和济南一起,来完成这样一道考题。
　　齐鲁晚报:小说描绘了革命背景下魔幻的泺口镇,有大量的关于当时社会“怪力乱神”的生动描写与呈现,偏方、幻术、神话传说等构建起一个复杂交织的民间社会万象。小说中人们对各类偏方的求索、妖魔火车的传说、现实与神话的交织等写得很精彩吸引人。这一部分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常芳:小说中无论偏方还是幻术,当然都是虚构。但是偏方里的虚构,又有来自民间的一些验方。比如周约瑟儿时用蜘蛛置于鸡蛋内治疗咳嗽的偏方,是我老家沂蒙山区一个治疗小儿咳疾的验方,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家还在用。
　　而像《鹅笼书生》与那些“怪力乱神”的大量使用,则像我前面说的,既为达到一种文本的创新和内容的丰富与多样性,也为了让故事拥有更多的内涵与外延。黄河流到济南,我们站立在河边,眼睛可能只看到流动的河水,但它的每一寸前行,都携带了两岸无数的故事和人间风情,那些都是掩藏在河水后面的宝藏。
　　从某种意义上说,“怪力乱神”在教我们重新认识周围的世界。小说里的南家拥有泺口最大的醋园,用粮食和各种花果酿造出各种美醋。我把这些中国神话故事和那些“怪力乱神”移植到文本里,也和他们酿醋一样,是为了让黄河流淌中带来的那些无法肉眼可见的宝藏,与文本所讲述的济南故事相互辉映。这些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既彰显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人世间的无限深度与无限广阔,又如同镜面一般,会让我们去反观现实,我觉得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齐鲁晚报:有的读者可能会期待《河图》着墨于济南风土人情、鲜活生活的一些描写,但不知道是不是简版原因,清末民初济南民间生活风貌、衣食住行文化的抒写并不多。
　　常芳:这可能是和简版有关系。因为你看的《收获》版,在发表的时候受篇幅所限,剪去了二十多万字。删减后,作品里很多波澜壮阔的东西和细节中那些氤氲其间的“水汽”,都相应减弱了。
　　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民间文化,生活风貌和衣食住行,都是其社会构成的底色。《河图》中大部分所构写的,也正是构成社会底色的那一部分。在大革命到来的狂风暴雨里,恰似小说中那对洋人夫妻马利亚和戴维说的,“当大地跟陶轮那样翻转起来时,没有任何个人能够阻挡”。当然,也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幸免。在小说中,无论是南家大小姐南明珠的衣食住行,南家醋园里伙计们的生活,还是车夫周约瑟的眼睛在城里和泺口间所见,包括杂货铺子掌柜来家祥,城里《女子周报》的主笔咸金枝,南家最小的仆人热乎,两个年轻的巡警来福和伍金禄,被伍金禄打死的两个剃头匠子,打鱼的水鬼和神婆子有莲花,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是济南民间文化和生活风貌的一种体现。也正是这样一个一个小人物,在独立革命的翻天覆地中,在济南和泺口这片翻转的土地上的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底色。
　　想写出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济南
　　齐鲁晚报:你的《桃花流水》《一日三餐》《拐个弯就到》《河图》等作品,写尽了泉城济南百年人文历史景观,从百花洲写到泺口,逐步塑造出你文学世界里的济南品格。你怎么看济南这座城市,还会在新作品中继续写济南吗?
　　常芳:我在很多文章中阐述过一个观点,就是讲好中国故事、重新“发现”济南。为什么用“发现”这个词?济南这座城市几乎是我所有小说的写作对象。济南是一座低调的城市,也是一座被低估了的城市。山水人文不用说了,单纯从小说故事来说,历史上的济南发生的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需要更多的文学作品去呈现。
　　我在创作《河图》时,因为要写到位于泺口赵家庄的晚清三大兵工厂之一的山东机器局,查阅了很多关于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的资料。丁宝桢作为地方大员,敢于与慈禧太后“为敌”,斗智斗勇斩杀太监安德海的故事广为流传。1869年,慈禧太后派太监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衣,安德海狐假虎威一路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丁宝桢以清廷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在泰安将其抓获并关押在济南关帝庙。慈禧太后下密旨释放安德海,丁宝桢决定先将安德海从关帝庙后门拖出斩首,然后从关帝庙前门出去接旨。这座见证历史风云的关帝庙,就在现在的共青团路北、五龙潭南侧,无声无息涌流的蜜脂泉,成为今天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济南是我至今为止,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这是一座非常中庸的城市。它的性格和一年四季都那么分明。热情,但绝不会死缠烂打。脉脉含情,踏踏实实,低头做该做的事,不善张扬,更不会飞扬跋扈。阳光般纯真,泉水般清澈。
　　到目前,我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两部以南沂蒙县为背景,写我的家乡沂蒙山区；其余三部,都是以济南为坐标,献给了济南。中短篇小说更是如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给济南的。以后的写作,我想大致也会是这样,大部分作品仍然会继续书写济南。想写出怎样的济南呢,肯定是想写出一个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济南。
　　切口都是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齐鲁晚报:从写乡村社会城镇化的《爱情史》,到描写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桃花流水》,再到抒写抗战年代普通人生活图景的《第五战区》,《河图》又跨越到1911年,描写辛亥革命时期复杂的家族命运和时代变迁,你的作品总能开拓广度和深度。这种写作有一种跨越一般女性写作的宏大和宽广。你这种追求挑战性的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面对这些宏大题材的作品,女性作家有何视角的独特之处?
　　常芳:宏大叙事不是空中楼阁,宏大需要细节来呈现。在时代的旋涡中,每一个弱小的个人仍然拥有自己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文学来一一呈现,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关于战争,关于灾难,永远都有书写不完的故事。1936年,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的长篇小说《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的生活,围绕黑奴制度废除产生的动荡与救赎,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一泻千里无法自拔。小说主人公斯嘉丽却在这股洪流中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新旧时代的更迭,突破传统,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代表美国精神的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
　　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没有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如果有,就是对世界的感悟、对人生的感受更细腻,对温暖与悲凉的人生际遇更能够感同身受。在写作的过程里,也从没有想到过性别的差别。当然,这并不代表着没有性别的差异。这种天生的差异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回头看看,这些长篇的写作,对我来说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并没有觉得是一份挑战。这也许是和性格有关,我喜欢干重体力的活。
　　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视角来说,尽管我写的是比较宏大的题材,但切口都是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从《爱情史》到《桃花流水》,从《第五战区》再到现在的《河图》,我讲述的都是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日常,小人物的悲欢。这么说来,这可能也是女性视角的一种体现。
　　齐鲁晚报:你也是诗人,《河图》的很多大段的描写很有诗意,你的其他小说的文笔也以诗意轻灵被称赞。写诗歌带来的语言训练,是不是保持了文字的诗性和纯粹?新作《河图》在语言文字风格上有独特的追求吗?
　　常芳:诗歌是最好的语言训练,可以抵达事物的核心。我的创作之路,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一种逻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些深入心灵的诗句,每一次诵读都让人沉醉。诗歌是一种奇妙的文本,比如一片树叶的坠落,一朵花的盛开,坠落和盛开的过程就是诗歌。对诗的体悟因人而异吧。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对他的弟子最大的褒扬,就是可以有资格跟他自由讨论《诗经》,“始可与言诗已矣”。
　　我从年轻的时候写诗歌,中间几乎没有断过,哪怕这一年里只写一首或是两首。尽管写了十几年小说,也有诗歌的训练,但语言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像一个个体的人,需要有它自己的声音。　
　　《河图》的语言是属于它自己的。和小说里的人物与故事是自己成长的一样,语言也是它自身带来的。我只是恰好经过并遇到了它们,并且顺从着它们,用它们的方式做了记录,完成了一个记录员的任务。在《河图》中,语言的抒情成分少了,叙事成分多了,是想力求客观冷静地呈现一个变迁的时代。这也就是我在创作谈里想说的,仿佛一滴雨水从屋檐上悄悄滑落。
　　

　　常芳简介:
　　常芳,本名王常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战区》,小说集《一日三餐》《冬天我们去南方》《蝴蝶飞舞》等。长篇小说《河图》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