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三联生活周刊》启动人文城市奖的评选,搭建了一个针对当下城市/建筑的评价体系,并将第一届的主题定为“重建联结”——重建人与人、人与城市的联结。《人的城市》这本书不仅是对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记录,更以此为出发点,对关于城市的现象与故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邀请建筑、艺术、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人士,共同思考人如何作为城市的目的与尺度,探讨人文城市的可能性与不同实践方案,并借此倡导重建人与人、人与城市的联结。
　　西川:
形形色色的城市诗意
(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
　　对于诗意的理解,写诗的人与不写诗的人可能不太一样。对于诗人来讲,多丑的地方都可能有诗意。
　　诗意对我来说,是一种有再生之感的东西。有的时候残酷的东西里面有诗意,破烂的东西里面也有诗意,当然优美的东西,自然会有优美的诗意。如果不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想诗意可能有一个指标——所有的诗意都包含着“浪费”。在一个大的空间里,只要你敢浪费空间,就一定是有诗意的；如果你的生活富裕,可以开汽车、开游艇,那就可以是有诗意；如果你的生活没有那么急促,有大量时间可以浪费,这也是有诗意的。这些诗意里都包含着对金钱、精力、时间还有空间的浪费。
　　一旦开始谈论诗意,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人,我们需要首先面对的是新与旧的问题:新的建筑、老的建筑和正在拆除的建筑。《清明上河图》呈现的宋代的城市生活里,街上没有汽车,房子的建筑风格都差不多,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这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的诗意,一种过去的诗意。现在,我们住在新的城市里,追求的诗意是什么呢?其实是“城市山林”,这是中国人过去历史记忆留下的一种烙印。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里谈到波德莱尔和法国社会、巴黎城市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游荡。如果一个地方能让我游荡,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有诗意的。所谓可以游荡的城市,其实是一个有点藏污纳垢的城市,有点边边角角的城市。
　　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城市规划和建筑的人来说,一个城市的诗意首先来自于它的文化记忆。有了文化记忆,城市就有了纵深感。一个有记忆、有灵魂、有“鬼”的城市,能够让人来发现,也能够沉浸其中。有沉浸感的城市,当然是一个有诗意的城市。
李翔宁:
网红建筑的价值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和策展人)
　　建筑的成功与否,流量是不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安迪·沃霍尔曾说,20世纪后的现代艺术和以前的艺术不一样了,画的价格变成了衡量画家是否成功的指标。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指标,但令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力量。今天的建筑也是一样。
　　我总结了“网红建筑”的几个特点:第一,有适合拍照的大墙面；第二,需要有一些洞,可以提供框景视点或是特别的光线角度；第三,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通过一种奇观式的体验,使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抽离。
　　如今,打卡和拍照成为使用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建筑在当代的生命,不仅由真正去看过建筑的人定义,也被网络的力量左右。如果将建筑理解为一个实体的存在,那么它同时在网络上有一个再生体,或者说是替代物。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建筑的再生体,在网络上的符号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建筑的实际使用价值。
　　经常有人说,严肃的建筑师不喜欢媒体,这其实并不准确,安藤忠雄本人就从来没有放弃和媒体的关系。我在杂志上看到有一位日本评论家写过,安藤是大阪人,和东京建筑圈有很大隔阂。在出名前,他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就会轮流给主要的建筑杂志主编打电话,希望对方发表自己的作品。他有很强的意识,知道媒体的价值,希望让自己的建筑成为“网红建筑”,只不过时代不同,媒体不同。
　　“网红建筑”现象引出了三个思考:大众和建筑师的关系、即时和持久的关系、虚拟和真实的关系。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20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师——柯布西耶,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网红意识的建筑师。他不仅自己创办杂志,还提出各种宣言式的口号。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自己的作品不仅处于实践的前沿,也处于理论甚至媒体的前沿。
　　今天经常会有人说,网红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也不算真正的建筑。但我们把指针拨回到20世纪初,在柯布西耶的年代,只有柱式的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建筑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建筑。柯布西耶的钢筋混凝土房子,最初只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潮流和时尚,但并不被当作真正的建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的中国建筑师学习柯布西耶时,更应该思考的是,柯布西耶如何在生涯中应对新事物,从时尚、流行、媒体当中看到未来建筑的走向,并发展出一种新的建筑语言。
王澍:
找回城市的生长细节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很幸运地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很少见。这样的改变发生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但大家很少会问,这样的改变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意味着“时间性”,意味着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时间性的痕迹快速抹除。如果我们把几百上千年,几代人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拆掉了,这就变成了“废墟”。
　　从2000年开始,我经常带着学生去废墟,或是站在拆房子的现场,开始讲属于他们的第一堂建筑课。同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调查,当把这些被拆毁的东西放在一起,会发现时间是多么有意思,多么丰富。
　　在城市里,我觉得还有时间感的地方,是一些真实的生活空间,所谓真实性里就包含了时间性。我工作室附近的小巷就是我的老师,其中蕴含了很多诗意。在街巷中,有人把厨房直接修在了门口,有些门一打开就是街道,还有人会把家具摆在家门口,所有人都会经过,仿佛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装置。
　　这些与开放性、公共性相关的自发建造让我着迷。这些普通居民可能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设计师,但他们好像掌握着一种秘密的语言,他们永远比我高明,我永远可以向他们学到东西。院子里总有很多人在一起生活,那些邮箱、洗手池、花坛,都是共同生活的道具。而现在城市里几乎没有了“邻居”这个概念,共同生活也变成一个难得见到的场景。
　　建筑确实有它特殊的力量,我们既要相信这个力量,也要特别警惕。尤其在这个时代,建筑师是时间的杀手。
　　我们曾在文村做过改造项目,改造后那里的生活仿佛没有被干扰过,没有因为建筑师的介入而完全发生变化。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最后几句话令我特别有感触,他说:“面对20世纪的中国,回看中国的历史,一定要有一种温情。”他认为治病的良方就是两个字——温情。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心中就开始有那种温情。
　　我们特意设计了伸入河面的台阶,让居民延续了沿河洗衣的习惯；我们将栏杆设计得比较宽,可以用来晒菜,这些活动都包含着时间性、劳作与平静。当看到老伯伯站在我们改造的房子前,发自内心地高兴,我就觉得做对了。
　　(摘选自《人的城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