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卡夫卡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塞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他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他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卡夫卡的这段话,时常浮现眼前,忍不住想,那样的他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他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阅读卡夫卡也是需要生活经历和阅历的,尽管卡夫卡写下他的作品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也许走在时代前边的人都是早慧和往往过早离开人间的。一个布拉格保险局的小公务员,只活了40岁11个月,最后因病死于维也纳附近一家疗养院。他的一生与世俗成功无关,30多岁时,他还跟父母同住,36岁,卡夫卡写长信《致父亲》,他认为父亲破坏了自己的个人意志,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性,强迫感恩,从未欣赏过他。每当卡夫卡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时,迎来的只是一声嘲笑的叹息,一阵摇头,一个敲桌子的动作,以及一句:这就是你做的……
　　从《卡夫卡传:早年》里可以读到影响卡夫卡一生的童年烙印:卡夫卡一生都徘徊在对父亲的憎恨、恐惧与崇拜情感中,这深深影响着他的写作。卡夫卡曾回忆自己儿时经历:夜里想要喝水的他,被愤怒的父亲从床上拽起,反锁在室外,寒冷的夜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背心。他后来总是会惊恐地记起这个画面:“那个巨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
　　父亲让儿子感到孤独:这是父子俩几十年对峙的核心,也是父亲要直接负责的部分。《致父亲》强化了这道伤痕,在卡夫卡两三岁的时候,这道伤痕就已经非常深了,“他不仅把儿子从父母的卧室扔了出去,还扔到了住宅的门外,扔到了外面的阳台上,那是通向邻居住宅的过道,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伤害”,卡夫卡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等到他三十多岁时,他明白了,那天夜里,父亲并不是造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而只是利用、扩大,且因此从根本上揭开了他的伤痛。“一个外在的、意料之外突然发生的不幸,揭露了一个没有意识到但早已存在的、更深刻的不幸:这个独特的、常常是令人震撼的阐释过程,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展现——如此经常且如此彻底,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卡夫卡心理世界最深处、最折磨他的母题。因此,《变形记》一方面瞬间就将主人公格雷高尔·萨姆撒置于对自己家庭的不幸依赖中,同时又让他与家庭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距离,读者面对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荒诞的事件。然而,小说第一句话中就出现的灾难所激起的尘埃刚一平息,读者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种依赖感和无归属感其实一直都存在,变形这件事打碎了社会表面,让已经腐烂的内核更加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变形记》《城堡》与《诉讼》无疑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代表作,《变形记》里一夜之间主人公由人变成了甲虫,年轻时阅读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再读就没有这种荒诞感,而是有了一种切身的真实感。小说《城堡》里的那个身份不明的K更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写照——《城堡》里的K自进入城堡山下的小村子开始,就一直在为他的身份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进入城堡,或者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可,在村里合法地安顿下来,但他到处碰壁,不为村民所接受。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他始终只是一个局外人……在这里,城堡是模糊不清的,一切都显得光怪离奇,如同一座迷宫,K在这里晕头转向,孤立无援,迷惘和恐怖笼罩着他的心灵。城堡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里,剖析了卡夫卡写作《诉讼》的过程:卡夫卡想要描述一个真实的诉讼场面,一个生活圈子很小的被告,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非常简单的几层人际关系:女房东、女邻居、情人、母亲、同事、上司、客户、律师、顾问。卡夫卡想要写出这场诉讼对被告的影响。用传记作者的话说,指引卡夫卡写作《诉讼》的,并不是为时代诊断的想法,更不是为了替读者破解什么重要信息。在卡夫卡的日记公开之后,才发现:是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那个“法庭”为卡夫卡提供了关键的画面和场景。“卡夫卡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几乎一比一还原了他在那一整年蒙受的屈辱以及无数零零碎碎的经历。在小说中,与他生活经历完全相符或者对生活经历有所影射的多达几百处……小说里多次提及毕斯特纳小姐房间里的那件女式衬衣,其实就是卡夫卡未婚妻的衬衣。”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很讨厌的一位经理,则以“副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小说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装满私人密码和简称的盒子,连卡夫卡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打开。
　　这样小说里的法庭看上去也变得不一样了。虽然小说开篇一章即提到,法庭被K的罪行所“吸引”,但这法庭在本质上毫无权力可言。卡夫卡细致入微地抹掉了法庭自主活动的所有痕迹,就连初审的日期也是被告自己定的,而且他还确切获悉:不听传唤、拒绝到庭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即使受罚,也是法庭看守受罚,而且还是在K申诉了的情况下才会处罚他们。最后刽子手现身,也没有早一个时辰赶来,到的时候K已经在等他们了。当他“试探着”做出身体上的反抗,两个刽子手竟奈何不得他；直到K在道德上投降之后,处决才得以执行。这座法庭似乎只会根据被告的行为作出反应,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只能照出K真正希望发生的事(与他的无罪申明相左)。而且正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也许这也是他的罪),在这面镜子里他的面孔才显得如此陌生、恐怖。
　　法院本身也毫不掩饰地对案件表现得漠不关心。“在大教堂里”一章末尾一句话也许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出自K的对手——监狱神父之口,这人说话虽心平气和,却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句话也是他口中为数不多的一句大实话:“法院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神父这句话令人纳闷,瓦尔特·本雅明的评论同样耐人寻味:“K听到的这最后一句话,其实也宣告了法庭跟其他所有随意场面根本没有区别。所有场面都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场面理解为K的行为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些场面独立于K的行为之外,仿佛是在某处等候着他似的。”
　　在《卡夫卡传》作者眼里,这句评论已直接触及《诉讼》冰冷的内核。因为那意味着,卡夫卡个人的“梦境逻辑”竟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全一致:对个体生活的剥夺似乎在我们所有人背后悄然发生。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界的樊笼。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中,还可以看到个人在大时代变化里的人生选择与改变:当太平时代戛然而止,而此时已经写作了《变形记》《审判》的卡夫卡,刚刚解除婚约,准备离开家乡布拉格,离开一直束缚着他写作的家庭,去过自己做主的生活。但在时代的大事件面前,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卡夫卡离开父母领地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留给他的选项,只剩当兵上前线或者留在办公室工作这两个了。他指望借以维持生计的杂志要么陷入沉默,要么加入了爱国主义大合唱。他将受困于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何意义上。在战争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