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对于1500年前的古人来说,86岁的人生确实足够漫长。从这层意义上说,生于公元466年、在北魏皇宫生活了56年的王钟儿,确实有足够时间远远地观察抑或道听途说北魏“子贵母死”旧制的那些血雨腥风。
　　王钟儿一生的身份主要有三个,即作为刘宋王朝中层官僚家庭子女、北魏宫女、比丘尼。身份的卑微,使得本来离权力中心很近的她反倒远离了斗争漩涡,得以寿终。她的存世信息来自于1923年发现的墓志,全文不过数百字。但就是这些简短的文字,为长期深耕于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罗新教授留下了一扇“洞窥”北魏“子贵母死”旧制的宝贵窗口。罗新以王钟儿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
　　“子贵母死”来源于早北魏500年前汉武帝时代的“旧章”。当时年迈的刘彻欲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但又担心“主少母壮”,重蹈吕后干政的历史覆辙,遂将其赐死。“子贵母死”之所以发展成为北魏初期的旧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总是习惯挖空心思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依据,尽管北魏并非西汉赓续,尽管旧制悖逆人伦。
　　王钟儿三十岁被掳至平城时,献文帝年仅十五,“军国大权全在皇太后冯氏手里”。“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为抚育两代皇帝的关键人物”的王钟儿,恰好经历了“子贵母死”旧制大发淫威的“高光时刻”。相较于皇宫里那相互厮杀的残酷争斗,王钟儿的命运多舛已是小巫见大巫。
　　“子贵母死”旧制在北魏的兴起始于道武帝,一百多年来先后八位太子生母因这一旧制丢掉了性命。与当初道武皇帝担心“外戚干政”的出发点明显不同,此后力推这一旧制的极力者,反倒是道武帝当初最担心的那些对象,比如王钟儿时代所经历的常太后、冯太后、大小冯皇后等人。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人力推,就有人极力反抗。最后成功推翻旧制的是宣武帝,但前面多位皇帝的努力反抗显然作出了铺垫。早在道武帝时代,拓跋嗣因母亲贺氏被杀而逃匿。因杀冯太后宠臣李奕,遭到“嫡母”冯太后威逼的献文帝在18岁时便将皇位禅位于年仅五岁的孝文帝。按照罗新的分析,献文帝的禅让更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苦肉计——此举从权力结构上看,似乎更有助于拉大冯太后与权力中心的距离。然而历史表明,献文帝的这一想法除了断送自己的性命外,留下的只剩下天真。而孝文帝通过持续与冯太后对抗,终与冯太后达成了某种默契,“那就是子贵母死仅限于皇长子,其他皇子的生母不仅不得加害,她们还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儿子”。罗新教授认为,“就回归人性而言,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旧制”最后得以推翻确实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与献文帝、孝文帝等人出生后便被从生母身边夺走不同,“孝明帝出生后,由宣武帝亲自安排养于别宫”,也就是说宣武帝最先迈出坚决废除“子贵母死”旧制的实质性步伐。因与同父异母哥哥晚出生不到一个月,宣武帝之母高照荣才侥幸暂时逃脱旧制的打击。等到后来宣武帝即位时已14岁,初具是非判别能力,与生母高照容自然母子情深,此时效仿旧制逼其改认“嫡母”,根本无从替代生母的心中地位。后来生母不明不白地死亡,他岂能不记恨于心?这也最终酿成小冯大冯的命运悲剧。
　　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中,不只是关注宫廷倾轧,还有一些温暖的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宫廷的血腥文化有所平衡。“宣武帝元恪把对于母亲(高照荣)的温暖记忆,转化为亲近和信任那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这一点因与王钟儿慈庆相关,因而本书特别关注”。王钟儿死前孝明帝曾亲自探望,死后朝廷为其举办了隆重葬礼,并由专人撰写墓志,在罗新看来这绝非偶然。“宫女的法律地位远比普通农民低下,但她们更靠近权力中心,因而也更有可能偶然地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当然,绝大多数宫女不会有墓志,只有那些在巨大的不幸之后又幸运地在宫女中爬到某个位置的宫女,才可能获得官费安葬甚至刻写墓志的优待”。
　　书到最后愈发沉重,王钟儿就像是湮没于朝廷暴力争斗中的一叶孤舟,她的出现与否似乎对改变力量走向无关紧要。罗新引用田余庆先生的话说:“犹以田余庆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余韵悠长:‘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暴力铸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
　　历史从来没有脚本,文明进程本身也是一种摸索。本书中长期隐身的主人公王钟儿,只能算是一个安静地位于宫廷一角的历史见证者,她可能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高寿帮她见证了一个旧制的覆灭,从而也见证了田余庆先生笔下的“文明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