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功

　　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为西汉名臣。他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为西汉后来“以丞相褒侯”开创先例。其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除了这些之外,史书还记载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牧豕海上”就是说他曾经在海上放过猪,咱们就说一说公孙弘放猪这件事儿。
公孙弘是哪里人
　　为什么要说公孙弘放猪?因为这事关公孙弘的籍贯问题。
　　公孙弘是哪里人?《史记》说得很清楚:“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齐”,即齐国故地。“菑川国”的位置、范围也很明确,都城在“剧”(今寿光东南纪台镇)也无异议。可是《汉书·地理志》载“菑川国”下辖:“剧、东安平、楼乡”三县,偏偏没有“薛县”。这就造成了今天公孙弘里籍的三种说法。
　　一是寿光东南说,二是昌乐说。两地为邻县,这两种说法暂且不论。还有一种说法是鲁国薛人,即今滕州市南说。依据是《汉书·地理志》载汉鲁国下有“薛县”,并据此认为“齐菑川国”是司马迁的失误。关于这个说法,清代学者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已作评判:凡是笔误,不是音近,就是形近,菑川和鲁国,不管是音还是形,实在相差太远了,况且菑川前面还有一个“齐”字。所以一定不是古人笔误。
　　事实上,菑川国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汉武帝时菑川懿王还有“侯国十三”,直到汉宣帝五凤年间(前57年—前54年),菑川才最终只剩下了《汉书·地理志》中的“剧、东安平、楼乡”三县,成为最小的诸侯王国。公孙弘生活于公元前200年至前121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次举荐之中,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给长安朝堂。可以说此时的公孙弘才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姓名、籍贯才被人所知。此时的菑川国并不是只有“剧、东安平、楼乡”三县,所以太史公说公孙弘是“齐菑川国薛人”应该没有错。
　　那么薛县在哪里呢?清嘉庆《寿光县志》载:“盐城在县城西北六十里,清水泊侧,俗名霜雪城,以寿光故城也”。盐城,又名霜雪城,位于今天寿光双王城生态发展中心。此地西汉时北濒于海,南临剧县,西南去临淄,东南去北海郡都不远。齐、菑川、北海皆可统辖。《续山东考古录》卷十六云:寿光县北六十里有霜雪城,疑“雪”为“薛”之讹。
　　这当然是推测,但这个推测,相对于其他说法还是更令人信服的。寿光双王城一带为濒海重盐碱地,过去人们形容这里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广袤的土地泛着白花花的盐碱,就像是秋后下的一层霜雪,用“霜雪”命名其地恰如其分。按此推测,“薛”或为“雪”之讹。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到公孙弘“牧豕海上”,也就是放猪的事情了。公孙弘年轻时曾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失去工作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在海边牧猪。很多人注意到了“海”,从而否定了不濒海的鲁国薛县(今滕县东南),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薛县“出局”之后,咱们还可以从放猪这件事继续推测。公孙弘放的是猪,而不是牛羊。猪这种家畜不能远距离放牧,因为它们腿短、大腹便便,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所以牧猪一定不会离家很远。试想,如果公孙弘的家乡在寿光东南部或者昌乐,赶着猪就是不吃饭光走路一天也到不了海边。所以公孙弘的家乡濒海,“薛县”在寿光北部,公孙弘应当是寿光北部人。至此,寿光东南说和昌乐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放的是谁家的猪
　　有的人可能会说,公孙弘难道不会给他人牧猪吗?此说有理。公孙弘一定是给他人牧猪,因为他家贫,没有能力大规模养猪。但是公孙弘曾做过薛县的狱吏,在家乡是有一定关系和地位的,谋一份工作并不难,而且公孙弘非常孝顺,“养后母孝谨”,所以大概率不会远走他乡牧猪。
　　这又引出另一个话题。从考古出土大量的汉代陶猪和陶猪圈说明,汉代是推崇养猪的,但大多是一两头的规模。大规模养猪的专业户也有,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彘就是猪,千足彘可不是千头猪,一只猪有四只足,千足彘即二百五十头猪。这些人的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史记·货殖列传》还介绍了一个叫刀闲的大商人。齐地的风俗是看不起奴仆,而刀闲不仅重视,还让他们帮自己经营渔盐生意。有的奴仆出门车马如龙,与郡守、国相交朋友。刀闲依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财富。连刀闲的奴仆都能够结交郡守、国相,刀闲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寿光北部自古盛产食盐,公孙弘的雇主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位经营渔盐生意或者从事养殖业的大商人。菑川国能够两次举荐公孙弘,特别是在第一次被罢官的情况下,第二次仍选择他,应该不是菑川国无出其右者,而是很可能沾了那位富豪雇主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