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至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多年来,王笛教授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从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多种维度,仔细打捞沉淀在民间的历史碎片,逐渐还原诸多历史细节。《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教授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王笛教授经过梳理发现,今天国人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1916年,成都有490多家轿行,如果按每家10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5000”。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恐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教授的研究最初以四川盆地为中心,许多作品难免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如此前出版的《茶馆》。茶馆不仅是各方信息汇聚的集散地,也是化解纠纷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人情世故表演的重要舞台。四川盆地四周全是山,“长途奔波,最常遇见的就是劫匪,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州里,都无法完全避免”。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初出川求学,为求一路安稳,不得不与成群结队的挑夫同行。
　　不过,历史的影响力从来不只有由上至下的单向道,而是相互的,既有上行下效,也有下行上效。这种现象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当数饮食、衣着,乃至“解手”这样当初用来特指后来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过去一些人犯了事,被官府“反绑起来,一个个地被一根绳子串在一起,押解上路。长途跋涉,有人需要小便,只好向官老爷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解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实际上,现在这词有了新的拓展,不再拘泥于小便内涵,变成了“解大手”和“解小手”,单从字面理解,其义相隔甚远。
　　王笛教授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经济中心位于北方,后来之所以向南快速发展,王笛教授指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量引进的作物,更适应雨水充沛的南方；二是北方边疆屡遭侵犯,百姓不得不一再南迁；三是唐代以后南方水利系统逐渐完善,困扰南方的水患问题得到较大程度解决。
　　农业离不开水,这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这一问题,官府的解决方式有时简单得近乎残忍:“几百年前,山西的农民经常为水争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以调解纠纷为由,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的油锅,放入10枚铜钱,根据双方从锅中取出铜钱的数量,确定双方的分水量”。
　　人口迁徙是中华文化交融的重要成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安史之乱、永嘉之乱、靖康之乱)无一例外均因战乱。迁徙本身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哪怕在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而“城市生活的繁荣依靠手艺人、小贩和商人”。川滇军阀在成都混战时,一旦战火稍有间歇,街头最早出现的必是小贩的叫卖声。商人的智慧总是超乎想象,“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能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