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

　　记得我小时候,祖父在亲邻的口碑里,是一个寡言、小气、不好接近的人。祖父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寡言、小气、不好接近的人,尽管祖父的形象并不显得刻薄,一张方正的国字脸,一米七六的个子,在当时的湘南农村并不多见。他站在敞亮的堂屋中央,气宇轩昂,身材高大,与电影里的正面人物十分相似。
　　被父母接回县城上学,最后一次回老家探望完生病的祖母,我与父亲背起行囊要离开的时候,祖父背着双手,站在卧室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与躺在床上的祖母道别。两家共用一个堂屋的爱春娘实在看不过眼,站在堂屋中间讥讽祖父:“孙子就要走了,你也不拿几角钱给他路上用,留着钱在屋里生崽吗?”祖父尴尬地望着我们微笑,身体却杵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时的祖父不仅打得一手好豆腐,而且熬得一手好糖,林氏米花糖火候老到、入口香脆,在麻石街上的名声叫得很响。每年冬天,祖父总要熬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或大米糖,再拌上几簸箕香气扑鼻的爆米花,冷却成型后切成三四指宽的米花糖。这便成了祖父换取活钱的副业、亲友往来的人情。
　　剩下的米花糖被祖父装在一个干燥的大石灰坛子里,一层一层仔仔细细地码放好。偶尔,祖父会像割肉一样拿给我一小块米花糖尝尝。石灰坛子稳稳当当地立在祖父床头边的角落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挪不开的目光。
　　雪后初霁的早晨,明晃晃的阳光透过卧室的窗棂,耀眼地洒在床头边的石灰坛子上。我双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石灰坛子,仿佛看见里面的米花糖一块块鲜活起来,争先恐后地在向我召唤。我使劲吞咽着嘴里泛起的口水,双腿不由自主地挪了过去,终于伸出手,胆战心惊地揭开了石灰坛子……
　　“啪”,一个响亮的耳光忽然落在我的脸上,半边脸火烧一样地疼痛,祖父不知什么时候气势汹汹站在了我的身后。祖母远远地望见了,惊呼着扑过来,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张开双臂将我紧紧护在怀里。“吃片米花糖有什么要紧?他还是个细伢子哦……”祖母用手轻轻摩挲着我红肿的半边脸颊,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有什么要紧?你讲得蛮轻松。再说做贼从偷针起,细伢子都是被你娇坏的……”祖父捡起地上的米花糖,鼓起腮帮子反复地吹了又吹,气鼓鼓地将米花糖放回坛子里。
　　雪后的麻石街一片狼籍,地上留着乡邻深浅不一的脚印。爱春踩着她爹新做的一副锃亮的高跷,“哒哒哒”踏过肮脏的麻石街,趾高气扬地跨过我的面前。我羡慕地盯着她那副杉木做的新高跷,眼睛里蹿出的火苗几乎要将门前堆着的残雪融化。
　　祖父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水桶,“吱呀吱呀”地从井边打水回来,站在门口瞟了一眼正踩着高跷玩得尽兴的爱春,又瞟了一眼肿着半边脸颊在一边羡慕不已的我,不易察觉地轻轻叹了一口气。不久,祖父戴着一顶棉帽,扎着一根腰带,蹬着一双套鞋,提着一把镰刀,默默地走出麻石街,默默地走过小石桥,向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岭上爬去,慢慢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小黑点在岭上不停地移动,一会儿出现在雪地里,一会儿隐没在岩石间……我哈着冰凉的小手,跺着发木的小脚,双耳通红地站在麻石街的屋门口,望着街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在融化,我心里的积雪也一点一点在消融……
　　终于,祖父拖着一根砍掉枝丫的细杉木,在我望眼欲穿的等待中,眉毛染霜、一身寒气地跨进了堂屋里。砍削、钻孔、打磨、安装,一副崭新锃亮的杉木高跷静静地斜靠在堂屋的墙壁上。祖父收拾收拾地上的工具,扑打扑打身上的木屑,故意绕过我身边,欲说还休地张了张嘴,最终重重地咳嗽几声,兀自走进灶屋间,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桌上早已冷却的红薯。
　　若干年后的一个清明节,父亲在祖父的坟茔前,跟我讲起了祖父的往事,说他如何从一个一贫如洗的雇农,靠着自己的勤劳苦干,上武冈、邵阳贩猪仔,下全州、桂林贩盐巴,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人间的累,好不容易才攒起一点家底。“他实在是节俭惯了,你千万莫要怪他。”父亲凝视着祖父的坟茔,喉头突然有些发紧。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有一种湿湿的东西在泛滥……
　　祖父生于1917年,卒于2001年。祖父,您在那边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