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

　　深夜惊闻孔范今老师病逝的噩耗,睡不着觉,想的全是孔老师。
　　我不是孔范今教授的正式学生,却有长期现场听孔老师传道受业解惑的经历。我与他那些正式学生的区别是:我不是在教室里听课,而是在出差的路上听孔老师讲学。1996年到2005年,每年至少有一次我与孔老师外出开会。不仅往返同行,而且常常是我与孔老师住一个标准间(那时无论什么会议,谁都不能住单间)。平常我读孔老师的著作和论文,如同课下学习；每到开会的时候,会前会后,会上会下,旅途中,房间里,我听孔老师讲学,相当于孔老师给我“面授”。不仅是我,每次开会有许多与会的中青年学者都愿意听孔老师会下谈论学术、谈论文化、谈论人生、谈论当下。其中就有人被孔老师的“会下论学”征服,舍近求远地报考了孔范今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孔范今老师从不承认他这是会下讲学,说是聊天。有思想的人聊天往往能聊出思想和睿智；有学问的人聊天一张口就可能是学问。这也就是为什么优秀学者很容易转换成优秀的教育家,其转换形式就是口头论学。在书刊上发表出来的文字既可能是作者的真知灼见,也可能是东拼西凑,甚至可能是剽窃的东西；脱口而出的东西更有可能是真才实学的体现。那些年我每年都有这样“面授”的机会,面对面地聆听孔范今老师的人文言说、学术言说和人生言说。
　　孔老师“面授”的吸引力何在?首先来自真学者的魅力,因为真学者并不多。何谓“真学者”?我的答案是:有真学问,有创造性的学术发现和学术成果,最重要的是以追求真理为学术目的。孔范今老师无疑是少有的真学者之一。40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真学者的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所以他总是能言他人所未言、见他人所未见。尤为可贵的是,学界愈是热门的东西,他愈是保持着冷静、反思和质疑。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热衷于理论和方法、普遍轻视文献史料的时候,孔老师却做着一项很“冷”的大工程——搜集和整理文献史料,完成了他主编的80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明天出版社出版)。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国学热”兴起,西方的“后学”引入,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共同汇合成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对强大社会潮流的冲击、挤压和诱惑,在整整一代中国学者或下海、或观望,更多人都迷茫的时候,孔范今老师却更加专心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学理问题探究,先后推出了他的《悖论与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走出历史的峡谷》《百年大潮汐: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等著作,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得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的青睐。
　　孔老师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早就摆脱了单纯的革命史研究路径,也扬弃了后来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开辟出一条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内在机制的新路。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境中,发掘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在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等混合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辨析方面更能显现孔老师的过人之处,他尤其长于不同价值范畴的辨析,强调“如果对其所属指认错了,那就必然会出现错位的价值体认和评价”。正是因为孔老师发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并对复杂文化现象进行精到的辨析,才能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建构。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孔老师都保持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创造性地提出“通变与变通”这一理念。当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孔老师强调“要有一个相当的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灵性上的认识,才能与它接榫”。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既肯定西方汉学家的积极作用,又质疑他们运用西方文化的立场、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问题的精准性。每当学术界出现一些明显的偏颇的时候,常常能听到孔老师非同寻常的思考和质疑的声音。同时,孔老师秉持“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虽然他不断补救学界的一些缺失和偏狭,但他不仅不在乎孰对孰错,反而对那些缺失和偏狭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孔老师信奉“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他有许多学术原创性的东西,被别人作为新发现提出,孔老师从不与人争发明权。
　　在唤起我对孔老师回忆的同时,思绪不断被带入近40年的学术现场,我越发感受到孔老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上实实在在的贡献。而这些感受,多是在当年孔老师对我“面授”时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