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据接近赵太侔先生的人讲,他不太爱多说话,满脑子的思想、学问、见识都付诸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有师生就以“闷葫芦”形容这位在山东大学历史上卓有贡献的校长,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闷葫芦”的首要标志是有事憋在肚子里,不善言语,行为收敛,城府似海深。但翻赵太侔履历,与雅号“闷葫芦”不很合轨的是,他一生所干的事业,基本都要靠“说”来完成。他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后,到济南的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员,官费留学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和西洋戏剧,与同校的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等一起组织演出中国京剧。学成返国,于北大教书,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做戏剧系主任,1929年6月出任济南实验剧院的院长。想来哪一样工作也离不开“说”,不说站在讲台上干吗?不说咋导演戏剧?尤其是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将学校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地,若只知低头拉车,不能放眼世界,怎知天下大学发展思路与方向?而山大的辉煌又恰是赵太侔校长一生最为耀眼之时,至今为山大学子记忆于心。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和40年代中后期,能把一所在民族大劫中挣扎的大学治理有序,使其蓬勃发展,实属不易。梳理总结,后人津津乐道赵太侔的治校大略,诸如成立教授委员会、推行教授治校,其根基还是校长人格魅力中那颗闪烁的“雅量”之星,给人照亮了未来之路。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自传中讲了一个他与赵太侔的故事。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2月,被迫停办8年之久的山东大学复原开张。在时隔10年之后,赵太侔再次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8年啊,一个好端端的大学被遣散停办,师生流落各地,教学仪器、图书损失严重,校舍先后被日军和美军占领。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赵太侔着手解决两件大事:收回校舍,安居方可乐业；请回原在山大教书的老师,此乃办学根本。前者,赵太侔请曾在美国留学、工作8年的周钟岐教授为总务长,先期赶赴青岛与美军交涉,办理收回校舍事宜。赵太侔则亲自负责召回教师和广揽名家的工作,此时尚在等待中央大学复校的朱东润上了赵太侔的招揽名单。抗战期间,朱东润一直在播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战后武大复原,朱东润全家回到南京,接受中大邀请入校任职。就在朱东润等待中央大学正式通知之时,赵太侔校长登门来访,诚邀朱东润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此之前,朱东润曾经接到湖南大学信函,邀其担任该校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来以革新、保守各走极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约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担当系主任,看来我是干不了的,因此没有同意。”
　　陪同赵太侔去请朱东润的是伍叔傥,这位伍先生何许人也?伍与赵为北大同学,交情深厚,抗战时期任教重庆大学,战后被聘为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正是朱东润谋求入职的中文系领导。朱东润自传言之:“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他和伍叔傥同学,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有事可为的。”朱东润对于抗战前的山大中文系应该有些了解,以赵太侔任第一届山大校长期间的中文系为例,那时候就有闻一多、张煦、施畸等人先后担任系主任,聘任教师除上述三位,还有游国恩、舒舍予(老舍)、姜忠奎、丁山、黄孝纾、闻宥、萧涤非、台静农、沈从文、方令孺等一批年富力强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外语系还有梁实秋、孙大雨、洪深,学生必修课程多达15门,选修课25门。的确如朱东润所言,不仅有学术基础,还有人才,有大量的事可做。
　　朱东润想做事,赵太侔需要能做事的人到山大共事,两人一拍即合。朱东润说:“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我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话说到此,朱东润赴山大任教应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雁晴”便是著名文献学家李笠的字,其家境贫寒,自学成为文字学大家,曾担任广东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徐中玉本科求学于山大中文系(肄业),能回母校就职再续前缘,他是乐成此行的。“事情都商量好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令朱东润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次小恙,却把他与山东大学一场即将成真的缘遇“烧”成了永久的遗憾。导火索是一位被朱东润隐去了名和字的“王先生”。“赵太侔和我说起,王先生也同去。”“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他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我想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发烧不退,朱东润感觉一时无法成行,就给住南京丁家桥的王先生写了一封信,告知身体状况,说明自己的想法,一时无法动身,让孩子送信过去。几天后王先生回信,“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不可辜负,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就是王先生的这几句话,让朱东润很是反感,难以接受。“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感。至于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我发高烧,他应当来看我,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纸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无法搞的。因此我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
　　朱东润退聘,当然是他倔强倨傲文人性格的体现,眼里揉不得沙子,是不是也有一些误会在里边?不得而知。这位“王先生”作为朱东润心中的“山东大学教务长”做事自然不周,朱东润是否有一些强为其难,今日论及已经意义殆尽。好在故事还在延续,赵太侔收到朱东润“退聘”书函,心情可知,毕竟是他亲自登门拜访聘请的,有如此之变是他始料不及的。然而,赵太侔却将私念抛却,以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闷葫芦”精神,将聘书再寄朱东润,一是作为纪念,二是显示聘任之诚心不泯。翌年之夏,赵太侔到南京公干还专门看望了朱东润,“1947年夏,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他说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原来这是自己封的,没有什么根据。”对此,朱东润感叹:“大学之大,无所不有。我真是少见多怪了。”查山大校史,这一时段担任教务长的是杨肇燫先生,这就对上了“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的说法。
　　一段好“姻缘”被“王先生”搅了,却成就了赵太侔退寄聘书留作纪念的儒林佳话。正是有了赵太侔的如此“雅量”,才使艰难复校后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携手同行,走向赵太侔二度出任山大校长后的又一次辉煌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