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明

　　在苏轼众多词作中,有一首清婉雅丽、奇情四溢的作品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就是《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一首独具风格,充满矛盾,文思畅达而又意味无穷的词。其中包含着思想与现实的矛盾,情与情的矛盾以及情与理的矛盾,读后令人遐思。而“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等佳句也一直被人们吟唱传诵。
　　但就是这首风格独特的佳作,大家却不知来自何时、写自何处?无论网上还是典籍中也少有提及,散见史料中也只是一笔带过。笔者查阅其中,主要有惠州说、徐州说、密州说。
　　惠州,苏轼人生第三次贬谪之地。惠州说的主要依据是《词林纪事》引《林下偶谈》的故事。相传苏轼谪居惠州,一年深秋,命侍妾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东坡问其故,回答说:“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东坡听后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正伤春矣。”这则故事的时间是绍圣二年(1095)秋,有人说此作是当年春天之作,实际上苏轼自绍圣元年(1094)四月被流放,一路冒酷热、历关隘,跨越大庾岭,跋涉千余里,十月才达惠州,最初连居住都很困难,只能暂住衙内合江楼,后又借住嘉祐寺,所在的小城也是沿江而建,依山傍水,这时的苏轼心境平和,“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由此可见,就当时的处境和环境、此时的心情等难以与词情相符。更何况惠州之地燕子二月份绝大多数已北上迁徙,三月的柳树早已碧绿成荫,何来绕梁鸣啭、枝上柳绵?
　　至于徐州说,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才到达徐州。当年七月黄河决口,历经七十余天,至十月洪水才渐消。其后时间大多忙于赈灾,为此在元丰元年(1078)二月,还受到了朝廷嘉奖。另据史料记载,当年三月寒食节,齐州知州李常任满,趁此机会,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因此该年春徐州也难以出现“绿水人家绕”的恬静景象。到了元丰(1079)二年三月,朝廷下诏苏轼知湖州,四月二十抵湖州任。苏轼徐州两个春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从时间上推算,从当时的灾情,徐州说难以成立。
　　个人认为,密州说可信度更高,有几点可以佐证。
　　第一,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未编年。依据《全宋词》所载的时间顺序,此篇当于密州所作。
　　第二,在语境和描写手法上与熙宁九年(1076)正月十三“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此冬夜应为春夜)的另一首《蝶恋花》相同。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其中“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与“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姊妹篇。而再细细品味尾两句,两位故交风雪之夜虽然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但论起朝里朝外之事却也心存怨气,没有心情去说些赞誉之词。“清诗未就冰生砚”也就为“多情却被无情恼”作了以后的铺垫。
　　第三,就词中心境来说,此词当不会在“乌台诗案”之后作。苏轼此作上片侧重叹情,下片生发沉思,这是情与情的矛盾。而下结“多情却被无情恼”正是情与理的矛盾。密州是苏轼主政的第一站,在这里他看到了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与朝廷推行变法的结果是背道而驰的,而他又无力改变这种现实。此时的他真的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乌台诗案”后苏公大彻大悟,已经不是烦恼的心境,而更多的是超然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词中心境显然与遭贬谪之后的心境不相符。
　　第四,就写作习惯上说,一般作者一个词调用熟之后往往连续填写该调,苏轼也不例外。在徐州,苏轼《浣溪沙》一连填了十几首。看密州《江城子》词,苏轼一口气填了四首。《望江南》两首描写的是一春之景,时间上几乎同时。《蝶恋花》词从写作手法的连贯性上,两词写于同一季节,也是有理由相信的。至于“多情却被无情恼”所包含的深层次感悟也与此时苏轼的处境相吻合。至于说“有词当有记”,实际上苏轼另一首《望江南·暮春》也未有记载作于密州。查阅孔凡礼《苏轼在密州》也是这两首未载,但从后来诸城编辑的资料中只增加了《望江南·暮春》词,却少了《蝶恋花·春景》词。
　　综上所述,苏轼《蝶恋花·春景》词创作于密州是有其时间、心境、语境、处境、环境逻辑的。苏轼知密州期间,是苏词创作的转型期、成熟期和辉煌期,也是苏轼超然思想的萌发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直纠结于爱民如子的他,而该词作正是这一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作纳入苏轼密州文学作品系列进行综合研究、系统梳理,这无疑对苏轼文化的挖掘更具有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