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共同体美学与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提出,现实题材电影在遵循艺术规律、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在寻求一种——实现电影与观众的双向奔赴的创作机制。文牧野导演的《奇迹·笨小孩》继承了以往现实题材的创作方式,以深圳的发展史为背景,讲述了青年景浩带领创业团队努力奋斗、共谋幸福生活的故事。影片通过“温暖”倾向搭建标准叙事结构,聚焦人物命运与城市的成长,描写重点从以往的创业成功转为普通人在城市中沉浮,努力奋斗追求幸福。
　　一、典型化隐喻呈现温暖的现实主义
　　我们要感谢的永远不是苦难,而是感谢明知苦难又奋力向前的自己。影片通过苦难的典型化与集中化处理,激起观众的共鸣。电影一方面聚焦于人物创伤:生理疾病与精神焦虑,另一方面,呈现底层群体的现实处境。父母在景浩的成长中的缺失,使得景浩年纪轻轻就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照顾家庭的责任。妹妹景彤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治疗,对于这个小家庭而言,短时间内凑齐高额的治疗费用,是很沉重的负担。年仅6岁的景彤,虽面临着疾病的折磨,但她并不娇气、坚强懂事,使人心生怜悯。妹妹身体的创伤反映到生活上,就成为了景浩生活苦难和精神焦虑的根源,他不得不努力拼搏,挣钱给妹妹治病,这也成为“奇迹”发生的现实动机。20岁的景浩面对此况,他感到无力、焦虑,他拿锤子恐吓房东、不顾生命的追赶老总……歇斯底里的反抗,一次次伤痕满满的肉体,让观众感受到他想要打破黑暗困境的坚韧与顽强。影片对景浩和妹妹生活状态的呈现是对底层群体苦难困境的典型化隐喻,将社会层面物资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展现的淋漓尽致,突出了底层群体生活之艰。电影呈现苦难,但又打破苦难,景浩通过自己的奋斗历程展现了执着、坚韧的力量。同时,由“苦难”引出的“期待视野”也决定了“奇迹”实现的必然。
　　二、“不悬浮”的“人”、“不平凡”的“情”
　　影片秉承着贴近、真实、小切口的创作原则,实现了类型化表达和主流价值的合奏。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经济特区——深圳,时间点落脚在2013年,时间跨度小且时代意义强。深圳的发展史,本身就充满奇迹,充满契机。短短二三十年,深圳从小渔村变为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都市,使得各种奇迹都有发生在这片沃土上的可能。
　　2013年作为大部分观影人群共同经历的年份,观众能自觉地将视野从影片延伸到现实,无形中扩大了影片的表达内涵进而反射到观众自身成长上,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普通人在大城市中沉浮,难免是辛苦的,景浩选择从其擅长的手机制造业入手。在我国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普及之初,手机制造业还没有完备的规章制度,许多二手机、翻新机流于市面,由此产生的问题成为了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导演寻求了新旧变化之中,更接近平民大众的角度,利于被观众接受,也反映现实。
　　故事发生在深圳,但人物的设定并非社会高层精英,而是将目光下移——聚焦于高楼大厦下的普通群体,无论是景浩这样的普通手机维修工,还是失聪女工、网吧少年、失业拳手……这些人物的呈现贴近现实,鲜活生动,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影片的心理距离。这种紧贴时代的人物设置,是主流意识与价值的重要抓手,也是新主流电影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妙笔。边缘人物的形象虽不太完美,但正因为有这些“小人物”的加持,与景浩一同并肩作战、共克困难,才能有奇迹的发生。
　　电影作为一类综合的艺术范畴,需不断探索其崇高与娱乐的统一,而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是——共情。《奇迹·笨小孩》作为新主流电影,承载着主流价值与主流意识书写的任务,在情节搭建和节奏把握都符合标准叙事结构的前提下,大量日常符号的建构和现实生活的描摹实现了“共情”,在潜移默化中表现了其主流本质。电影通过景浩团队的创业奋斗史和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史,将宏观视角与微观命运相结合,展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的拼搏精神。他们的坚定执着映射了现实中无数普通人,观众在观影时,观旁人,也在观自我。新时代奋斗者就像影片中的“蚂蚁”一般,暴风骤“雨”非但不会使他们退缩,反而会更加用力存活,等待着晴天的照耀,等待着“奇迹”的到来。影片最后,一场“太阳雨”表现着希望的降临,嘴角上扬的姿态与苦难和解。在价值表达上,紧紧贴合当代青年用力奔跑、“不躺平”的主流时代观念。
　　世间不缺奇迹,人比所有奇迹都神奇。《奇迹·笨小孩》的导演文牧野说:“奇迹不是成功,而是幸福,每一个在时代中奋斗,努力追求幸福的人,都该有一束属于他们的光。”新时代的起点上,珍视生活,向前奔跑的每一位追梦人都在期待“奇迹”的发生,别着急,好景常在!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张凯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