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涵彤

　　近期上线播出的人文纪录片《生声不息:黄河的咏叹》,通过追踪黄河上、中、下游民歌的典型传承人,对黄河流域民歌派系和表达风格做出直观的影像化呈现,立足人与空间的关系,尝试探讨承载黄河文化精神的民歌在丰富多元的当代文化环境和文明语境中的存在价值、生存困境、传承意义和发展思考。
诗性叙事
　　纪录片自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具有严肃特点、区别于强娱乐性电影的一种影片类型,广义的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为本质,这也意味着现实性是纪录片内在本质中的诸多特性之一。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延伸,纪录片现实性的内涵也被不断扩大,在伊恩·艾特肯的《现实主义、哲学和纪录片》中,伊恩·艾特肯以格里尔逊、费拉哈迪以及爱森斯坦等人的艺术主张为基础,将纪录片中的现实主义进一步提炼概括,提出了不同于直接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表现性现实主义”。
　　由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创作的纪录片《生声不息:黄河的咏叹》,依托灵动磅礴的景观、美好浪漫的隐喻、明快悠扬的民歌,将诗性叙事作为表现与现实“会合”的桥梁,将影像素材通过诗意的表达转化成一幅幅隽永的人文诗卷,这种诗性叙事贯穿在点、线、面的精心铺排中,也渗透在每一处充满诗意的镜头画面里。这种诗意最终凝聚到整部纪录片的意蕴中,与黄河背后的中华文化紧紧相依,在赋予观众诗意审美感受的同时,也是对纪录片艺术风格的一次令人惊喜的创新尝试。
焦点回归
　　民歌的本质包含写实性与艺术性。民歌作为一种艺术体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物,聚含着某种特定群体的思想、情感、欲求和理想,是由私人主体情感波动而外化为音乐物质形态的产物,产生于向往自由、渴望美的心灵,具有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的美感。虽然民歌的艺术性离不开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但民歌的直接来源仍是客观现实中的生活物象,民歌面向现实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雅”精神,再到后代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都体现了我国民歌紧贴现实、直面人生的写实性传统。
　　因此,想要讲好民歌故事,就要在理解民歌本质的基础上兼顾民歌的两大属性,将民歌理解为连接人民日常生活与审美艺术的桥梁,将焦点回归到日常叙事中,又在日常的情节内渗透着民歌的独特感染力与表现张力。在这一点上,纪录片《生声不息:黄河的咏叹》完成得十分出色,该片没有将民歌单纯地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是将民歌与辛勤的农事劳作、长途跋涉的探索、意外频出的户外直播等具有大众性的实践相结合,将民歌与劳动融合在情节中。人物求学、婚恋、奉献社会、追寻自我价值实现等一系列人生重要命题的背后,都有民歌的推动力量,民歌成为了世情呈现的关键线索。
　　该片善于从宏大的叙事主题背后挖掘支撑表达的故事支点,选取相应的典型事件与多维度的人物身份,通过逐层递进的手段,从日常情节切入,在表现乡野间自由高歌的农民到了小镇KTV的窘迫无措时,主人公尴尬的眼神,KTV里的麦克风对于他来说如同烫手山芋,瘦削的身影与外面奔涌的车流形成的强烈反差,仅用了几个镜头便将人物与环境的疏离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城市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鸿沟与落差。除此以外,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的弘扬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每一个人物个体的小故事、小主题,汇聚成一处宏大的叙事长廊,最终通过民歌看清文化对个体、民族的哺育作用。
个体观照
　　“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在当今逐渐成为了高效传播的重要手段,其核心便是源于“共情”这一心理学术语,通过建立与观者的连接而使观者对传播内容产生心理认同感,从而拉近观者与作者的心理距离。这种共情传播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需要与影响力,不仅可以达成与观众的深度交流,也是超越荧幕、超越符号甚至超越语言的强大力量,使思想情感实现从作者内心向作品再向受众的多层流动,又通过共情唤起观众新一轮的情感体验并再次将这种情感投入到社会实践中,最终达成情感在人类社会中永恒地流动,情感体验、理解接受、重建创造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复合的结构整体,人类社会的文化与精神进步,正是在这种流动的复合结构中不断更迭。　　
　　纪录片《生声不息:黄河的咏叹》在与观者共情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他者”的范围,该片中所呈现出的“与他者共在”的记录观念,不仅指观者,也包含被记录者,这种记录时空使该纪录片在创新表达的同时体现出了独特的个体观照意味,将符号感知转化为个体内在的情感认同,完成个体精神的疗愈与升华,进而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击与精神感召力。
　　在《黄河本色》这一集中,负责拉挫琴的李爱云在接受采访时动情的一幕令人动容,她坦言由于家境贫穷,乐器、民歌这一类的东西在她看来离她很遥远,她渴望读书,也曾梦想当个老师,说到这些,她止不住的泪水便为这段经历画上了句号,而那个略显悲伤的结局也在她的哽咽中得以彰显。民歌是李爱云生活中唯一可触碰到的一点点浪漫和惬意,“很想去(上学),但是我不敢说,因为家里没有钱。”在李爱云哽咽的声音触动着受众的同时,画面跟随李爱云记录着她焊接、拧毛巾等劳动过程,这样的画面与民歌的主题似乎并无关联,却让李爱云这个角色更加具体地走进了观者的心里。更重要的是,记录李爱云劳动的过程本身,传递出了创作者对李爱云这一被记录者的理解与关怀,作者用镜头语言表现着自己的情感态度,当镜头与李爱云劳动的身影共在时,个体的经历所唤起的情感体验被媒介接收并通过一种现代的记录方式被疗愈着,其中所蕴含的个体观照,正是当下影视作品中需要呈现的人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