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石柱回归展”开幕式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展览集中展示7件圆明园流失石柱文物,呈现了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最新成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4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里,收藏着至少164万件中国文物。山东是历史文化大省,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也不在少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物保护制度不断完善,许多漂泊海外的文物陆续踏上回乡路,其中就有不少山东文物。
　　□纪习尚

梁山七器
今安在
　　清代道光年间,在寿张县梁山脚下,出土了七件西周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工艺精湛、器型庄重、纹饰优美,且都铸有铭文,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流入市场后,首先被济宁人钟养田收藏,《函青阁金石记》记载:“济宁钟养田(衍培)近在寿张梁山下得古器七种: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
　　这七件珍品被后人合称为“梁山七器”,它们辗转多人之手,各自的命运非常不同。除太保鼎留在国内,其余六件中,三件流失海外,三件下落不明,令人扼腕。
　　小臣艅犀尊,现藏于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被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它是一件犀牛形状的酒器,造型独特、憨态可掬。人们形容它“于厚重质朴中流露出一派天真”,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观。更难得的是,犀尊内部底面铸有铭文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记录了商王征伐夷方,并赏赐“小臣艅”这名官员夔贝的历史事件。这些铭文可与甲骨文卜辞互相印证,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既有颜值又有价值,小臣艅犀尊知名度很高。国际上很多学术书刊都把它印在封面上,作为中国青铜器的代表。
　　1952年,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在纽约花2万美元,从华人古董商戴福保手中买下小臣艅犀尊,后来捐赠给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
　　“梁山七器”之一的太保簋现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它造型优美,有四个兽首耳,兽角宽大高出器口。器内底有34字铭文,大意是,太保受周王之命,平叛有功,周王赏赐土地,他因此铸造此簋以作纪念。
　　此外,梁山七器中的大史友甗,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其他三件下落不明。留在国内的只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太保鼎出土后,先后经济宁钟养田、广州李宗岱、日照丁麟年等收藏家之手,1917年被时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收藏。徐世昌非常喜欢这件青铜器,特意做长诗《得鼎歌》庆贺。
　　新中国成立后,徐世昌的后人将它捐献给天津博物馆。太保鼎重26千克,造型雄伟、工艺精湛,是天津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该馆的馆标就是根据太保鼎设计的。
曹望憘造像:
异常精美、命运多舛
　　曹望憘造像,全称“襄威将军柏仁令齐州魏郡魏县曹望憘造像”,是流失海外最著名的刻石之一,现仅存底座,藏于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造像立于北魏正光六年,有底座四面,每面高27厘米、宽63厘米,三面刻像、一面刻字。第一面是出于莲花、头顶博山炉的菩萨,旁有狮子、凤凰围绕；第二面是仪仗队伍簇拥下的男供养人(王国维认为就是曹望憘本人),手托博山炉；第三面,车马仪仗簇拥的是一位女供养人,手中也托举着博山炉；第四面是“造像记”,共22行,每行9字。造像记是一种文体,记录石窟、神龛等的造像经过,一般镌刻在像的旁边或像上。
　　这篇造像记不到二百字,记录了曹望憘修造弥勒像的缘由:“减已家珍,玄心独拔,敬造弥勒下生石像一躯。愿以建立之功,使津通之益,仰为家国,己身、眷属……”也就是捐资造像,祈求国家、亲人和自己的平安。曹望憘造像刀法细腻婉转,线条流畅传神,书、画、刻俱佳,是北魏石刻艺术最为精熟的代表作品。
　　由于造像异常精美,清末民初许多知名学者争相拓印。梁启超、黄宾虹、于右任等都收藏过它的拓片；鲁迅也曾两次购买,第一次购买2枚,花费4角,第二次购买4枚,花费12元。梁启超旧藏的一份拓本,钤有“饮冰室藏”“芝阁所得”等印,该拓本现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座造像命运多舛,曾被潍县(今潍坊)大收藏家陈介祺购得,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说它“旧藏潍县陈氏(介祺)佛像下”。　　但不管是临淄,还是潍县,距离曹望憘出生或任职的地方都不近。没有收藏者的转卖,沉重的石像如何能辗转多地呢?
　　陈介祺去世后,1921年前后,此造像被转售给法国巴黎博物馆,后又被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收藏,跨越了三个大洲。
汉君车画像:
汉画像艺术杰出代表
　　汉君车画像,是汉画像艺术的杰出代表,反映的是东汉官吏出行的场面,1882年出土于临淄,被潍县收藏家陈介祺收藏。汉君车画像后来也被转卖,现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
　　这里不能不介绍一下著名收藏家陈介祺。陈介祺(1813年-1884年),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他酷爱金石搜集与考证,仅收藏的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青铜器、刻石、古文字砖、铜镜、陶器陶文、封泥、古钱、古籍等不计其数。著名的毛公鼎以及曹望憘造像、汉君车画像都曾是他的藏品。
　　汉君车画像原石正反两面都刻有画像,有题字5处14字。反面是三条互相追逐的虬龙,正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乘坐有两人的“君车”,后跟骑马的“铃下”与“门下小史”等；下层有骑者多人,分别题有“门下书佐”“主簿”等。
　　国家图书馆藏有汉君车画像拓本,为梁启超旧藏,有梁启超题签、题跋。
国宝蝉冠菩萨像
的回家路
　　1976年3月,博兴县张官村村民挖土建房时,发现了一批整齐排列的北朝造像,质地有青石、白石等。可惜的是,造像刚出土就遭到哄抢,文物工作人员赶到时,大部分已经散失。后经努力,工作人员追回造像70多件,蝉冠菩萨像就是由从村民家中找回的三截断件,前后用时三年拼接成的。
　　参与修复工作的常叙政、李少南,于1983年发表论文《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向世人展示了这批造像的样貌。其中有不少雕刻细腻、线条流畅,衣服的纹理能随体态自然运转,是同时期造像的精品。其中一张附图“青石单身菩萨像”更是精品中的精品,论文作者描述它“身高100厘米、头高18厘米。上身着天衣,颈饰璎珞及项圈、悬铃。有圆形顶光,直径54厘米,中心浮雕覆莲,外刻六个同心圆,上有彩绘,惜多已脱落。运用直平和漫圆刀法,雕刻细腻。”
　　这正是后来的国宝“蝉冠菩萨像”。但是,1994年7月一个深夜,保存在博兴县文物管理所的蝉冠菩萨像离奇被盗,从此音讯全无。人们再次得到它的消息,是1999年12月。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泓收到了一件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当他翻到“蝉冠菩萨像”一页时,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其中夹有一张上述论文的截图,仔细一对照,与被盗的博兴县“青石单身菩萨像”别无二致。
　　随后,我国开始了漫长的追索过程。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2007年底,日方将“蝉冠菩萨像”归还中国。2008年1月,流浪海外14年的蝉冠菩萨像回到故乡,入藏山东博物馆。
　　此外,回到中国的文物还有“遂公盨”。
　　2002年春,我国一家民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海外市场偶然发现了一件青铜盨。这件青铜器虽然锈迹斑斑,但底部隐约可见的铭文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位工作人员随即将其买下,运回北京。
　　经过专业机构的修复,青铜盨露出真面目:它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造型简洁古朴,底部铸有10行98字铭文。多位青铜器和古文字学家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由于铭文中有“遂公”二字,学者们认为它是西周中期,位于今山东省宁阳、肥城一带的古遂国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因此被命名为“遂公盨”。
　　“遂公盨”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