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采取鼓励其他国家来北京朝贡的政策,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前来朝贡的国家增多,同时其他国家来华人员也大量增加。这时,京杭运河已经全线贯通,外国使者、游人几乎都是从浙闽广沿海登陆,乘船通过京杭运河到达北京。山东运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因此他们对山东运河沿线的城市风光、水力设施和风土人情多有记载。
　　□刘永加

朝鲜崔溥
青睐运河船闸
　　最早进入山东运河的外国人,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元至元八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曾担任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使、扬州总督等职务,奉命巡视过中国西部和南方各地。
　　马可波罗曾到过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东平、济宁等城市。后来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临清……有环墙之城村甚众,其中商业茂盛,为大汗征赋税,其额甚巨大,此强格里城(指临清)中央夹有一宽而深的河流经过,河上运输有丝、香料及其他,巨贾货物不少。”可见元代临清就是一个因运河而兴,商贸繁荣的城市。
　　到了明代,中国、朝鲜之间的交流频繁,但是朝鲜使节、文人鲜有经过山东运河的。十分巧合的是,有一位朝鲜官员因为一次偶然的海上乘船事故,漂流到中国,并经过山东运河到达北京,记录了不少山东运河的情况。
　　崔溥是朝鲜全罗道罗州人,出生于明景泰五年,考中进士后,崔溥先后担任朝鲜国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成均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修撰、弘文馆副校理、龙骧卫司果、副司直等职务。明成化二十三年,崔溥任推刷敬差官,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济州。次年正月乘船返乡时,遭遇飓风,一行人漂流在海上,十多天后漂流到浙江台州附近上岸。
　　崔溥的真实身份被核实后,他被送到了宁波府,宁波府派员护送他们经由运河转送北京。崔溥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经辽东由陆路回到朝鲜。后来崔溥将自己的真实经历撰写成书,命名为《漂海录》。
　　崔溥记载的所见所闻中,关于山东运河的记载就有十余天的经历见闻,沿岸的城镇驿站、社会状况、文化风情和船闸运河工程等都有记载。
　　崔溥进入山东运河后,第一站到了鱼台县,他写道:“县前有观鱼台,即鲁隐公观鱼处,县之得名亦以此。”次日到达鲁桥,鲁桥是山东运河南段的大镇,明代在此设驿建闸,崔溥写道:“东道齐鲁,西连巨野,南引淮楚,北抵京师,四通之路。”
　　济宁则是崔溥经过山东运河时到达的第一个大城市:“过其闸(即天井闸)至济宁州城。则东北有泗水从曲阜、洸从徂徕合鲁城(即兖州)东来。入漕河达淮以入于海,踰淮为南京。西北有巨湖(即马场湖),东分入漕河；北分临清出卫河以达于海,踰海为北京。两京相望三千余里,水皆从济宁中分。”崔溥重点记述了济宁的地理位置和运河水源及分水情况。
　　由于山东地势的特点,决定了山东运河沿线需要建设很多闸坝、堤堰,素有闸河之称。崔溥对这些先进的闸坝等水利设施很感兴趣,他的记载也比较详细:“水泻则置堰坝以防之,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坝之制:限二水,内外两旁石筑作堰,堰之上置二石柱,柱上横木如门,横木凿一大孔,又植木柱当横木之孔,可以轮回之。柱间凿乱孔,又劈竹为綯,缠舟结于木柱,以短木争植乱孔以戾之,挽舟而上。上坝逆而难,下坝顺而易。”
　　后来崔溥经过东昌府(今聊城)、临清县和武城县、德州等地,离开山东。
　　崔溥将运河上的闸、坝形制与通行方法描绘得十分生动、清晰,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明代闸坝的实景写真。
日本策彦周良
钟情济宁太白楼
　　自唐代以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密切。元代京杭运河开通后,不少日本商人、文人、学者到达中国后,通过运河到达北京,也有不少人在山东运河区域从事商业和文化交流活动。到了明代,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朝贡贸易更加发达,这种贸易经过朝廷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堪合金牌”,也称“勘合贸易”。
　　当时朝廷规定,日本“堪合使团”都定在浙江宁波登陆,经宁波舶司勘验后,通过运河到达北京,因此山东运河是日本朝贡使团进京的必由之路。
　　当时朝廷还规定,日本使团经过之地,当地官员负责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补给。日本朝贡使团的成员中由正使、副使、居座、从僧等组成,这些人文化修养很高,山东运河沿岸的古迹名胜、禅林寺院都是他们经常驻足的地方。
　　明嘉靖年间的日本朝贡使团正使策彦周良,曾两次率使团来到北京,也就是说,他先后四次经过山东运河,而且每次都记下了沿途见闻,如驿站里程、船闸分布、名胜古迹、土产特产、生活习俗等。
　　策彦周良在济宁停留补给时,游览了济宁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对太白楼情有独钟。尽管当时天已近黄昏,他还是带人上了岸,登上了太白楼,而且对楼群的匾额、题识做了详细记录:“酉刻,下廪给口粮,即刻,携三英、宗桂上岸,登太白楼。在城之南门,有小门,门楣揭‘谪仙楼’三大字。入此门则移步少许而有楼,而于南横揭‘太白楼’三大字。楼上按太白像,像上有额,书以‘意不在酒’四字。又有诗板,诗曰《登太白楼》:‘闲访谪仙迹,危楼瞰水边。探奇东鲁地,省咎夜郎天。饮酒欣佳益,承恩羡少年。骑鲸声息断,徒负月华园。’”
　　策彦周良虽然只是在太白楼匆匆一游,可是他能够记录得这么详细,可见其观察能力之强。另外他还记录了嘉靖年间副都御史李如圭所写的诗,游览了浣笔泉和观澜亭。
　　第二天,策彦周良到当地澡堂洗浴后,再次登上太白楼,余兴未尽,作二绝句,其中一首是:
　　流水绕城城饶流,
　　李公此地昔曾游。
　　有何面目对遗像,
　　不酒不诗空倚楼。
　　夜郎京洛两茫茫,
　　醉里乾坤到处乡。
　　纵到银河酿为酒,
　　终当不满翰林肠。
　　此后,策彦周良一路北行,到北京办完纳贡事宜,返回时经过济宁,策彦周良同副使等人再次登太白楼,极目远眺,又“憩于观澜亭”。
　　策彦周良第二次来中国时,从北京返回途中路过济宁,他再次游览了浣笔泉,还写道:“门楣横揭‘观澜’二大字,入门则有小亭,亭里横颜‘南池’二字。亭后有小堂宇,横匾‘后乐堂’三大字。当东西又有小亭,亭里横颜‘濯缨亭’三大字。亭前有小门,横揭‘李杜遗迹’四大字。又其傍有石额,卧草间,横镌‘沧洲深处’四大字。”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策彦周良对太白楼的喜爱,以及对太白楼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留下的史料也是弥足珍贵。
意大利利玛窦
税官家里看杂技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往于我国南北各地,最早进入山东运河沿线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搭乘太监们押运丝绸的快船进京。利玛窦一行到了济宁,山西沁水人、漕运总督刘东星盛情接待了他。
　　刘东星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交情深厚,恰巧此时李贽就寓居在刘东星的官邸,他们一起接待了利玛窦。刘东星听闻利玛窦到了济宁非常高兴,立即到利玛窦的船上拜访,观赏利玛窦送给皇上的礼物,对其精美的礼物赞不绝口,并派出轿子将利玛窦接到府中座谈,利玛窦还送给刘东星一些制作新奇的欧洲饰物。利玛窦在刘东星的官邸呆了一整天,和李贽多有交流,济宁城中的官员及士大夫也纷纷到利玛窦的船上参观。
　　刘东星还帮助利玛窦修改了准备晋见皇帝时上呈的文书,并十分认真地为他重新写了一份。刘东星还给北京的同僚写信,让他们给利玛窦提供帮助。利玛窦离开济宁时,刘东星专门派人护送他离开辖区,在通过几处狭窄的运河河道时,利玛窦的船只可以优先通过,使利玛窦节省了不少时间,他非常感谢刘东星。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利玛窦当时的心情:“他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以致他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跟他的朋友在教会的教学中。”
　　此后,利玛窦一行来到了临清,此时正是宦官马堂督税临清,即临清的主管税官。马堂邀请利玛窦到城内他的府中,参加了盛大宴会,并观看演出。利玛窦看到马堂府邸“场面富丽堂皇,足以与人们想象的最高君主相匹敌”。
　　利玛窦观看演出后,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宴会上表演了各种喜剧节目。走绳索的、变戏法的、耍酒杯的……利玛窦神甫以前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印度,都从未见过如此奇特卓越的表演……一个杂技演员耍着三把两掌长的刀子,一个接一个地扔向空中,然后抓住一把刀柄,从不失误。另一个背躺在地上用双脚耍一个大坛子,一下子又把它抛向空中,先使他向一侧旋转,然后又向另一侧旋转,即便用双手模仿这些动作都会是很困难的。后来他又用一面大鼓,继而又用一张四尺见方的大桌子,做了同样的表演。衣着华丽、戴着假面具的巨人的哑剧表演真是独一无二,在剧场中有人替这些角色进行对话。大概最有趣的节目是一个男孩的表演,他先跳了优美的舞蹈,后来仿佛是跌倒在地,但用双手撑着身体未沾地面,却变出一个穿着和他一样的胶泥人,这个胶泥人从他两脚中爬起来,优美地用双手而不是用双脚异常巧妙地模仿男孩的舞步,然后这个胶泥人跌倒在地上,他们两人开始摔跤,四处翻滚,做得如此之自然,看来真像是两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角力。”
　　利玛窦对这个表演的记载十分生动,读后令人犹如身临其境。利玛窦所记载的这些表演,也是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外国人所记录下来的明代山东运河风情,给我们今天研究山东运河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也揭开了明代山东运河沿线鲜为人知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