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等于技术满足好奇有大用 　　□祈宇

　　科学哲学专家吴国盛教授的代表作《什么是科学》,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第二版,并在内容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引起广泛关注,如今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什么是科学?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把“科学”讲清楚
　　20世纪80年代初,当吴国盛还是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时,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流传很广。然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吴国盛一直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实际上只是通俗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可以看成一本西方科学哲学的简明导论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件事情促使中国人思考“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甚至一些著名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说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一无是处,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予以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没有科学。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何谓“科学”。毕竟,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能够成立。
　　《什么是科学》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在吴国盛看来,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中国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就好比披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披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披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披萨更好吃,但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披萨。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吴国盛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都普遍具有的能力,即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一定必然性。”
　　一百多年来,本着一向熟悉的实用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科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必须在科学上有所作为。
　　《什么是科学》尖锐地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不能真正地完成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面临的基础科学软弱、原始创新乏力的问题,就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这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机。”
无用也有大用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学习知识是为了学以致用,参加科举考试,然后从政,治理天下。如果去研究一些觉得“没用”的东西,会被看成玩物丧志。但在希腊人眼中,无用才是“自由”的知识,需要去追求,这种“无用性”,正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比如,“修自行车”算是一门技术,一门手艺,但很难说是科学。而类似古生物学、天文学、考古学这样的科学,但又没什么能带来经济利益的用处。类似的案例也还有很多。如此看来,科学未必是有用之物,很多情况下科学的全部意义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和注重实用的技术完全是两回事,这一点在基础科学方面尤为突出。
　　吴国盛认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最终酝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是历史的碎片。
　　2016年8月《什么是科学》出版之后,引起了学者以及众多读者的关注。《中华读书报》先后发表了张祥龙、何光沪、刘钝、罗嘉昌、孙小淳、江晓原、刘兵等七位知名学者的评论。引起争论的有希腊科学是科学的正宗来源,中国古代缺乏数理科学传统但有发达的博物学传统等。新近出版的第二版中,吴国盛对这些质疑给出了进一步回应。
　　吴国盛在第一版的书中强调,希腊科学精神才是正宗的科学精神,认为如果缺乏希腊人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精神,科学事业就会原创乏力,行之不远。这个说法初衷是批判科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倾向,引起了不少争议。质疑者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个多元论的时代,不该强调一种以希腊科学为旗帜的一元论的科学观。
　　在新版中,吴国盛的回应是,《什么是科学》并不是一本划定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别标准的科学哲学著作,而是一部描述西方科学之历史实情的科学史著作。“我之所以说希腊科学是‘正宗科学’、希腊理性是‘正宗理性’,这也是就历史实情而言,而不是在作一个哲学判断。古代中国人从没有‘科学’这个说法,‘科学’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汇,是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的汉译。西方的‘科学传统’源自古代希腊。这些都是历史常识。”
　　有些声音认为,狭义的科学就是现代科学,在此意义上,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吴国盛坚决反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强调现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哥白尼和托勒密之间、伽利略和阿基米德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别。“我认为,这也是科学史的常识。”
　　吴国盛表示,之所以如此强调希腊科学精神,是因为科学界、知识界、文化界甚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对现代科学的源头过于生疏。他直言,中国人被迫接受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通过全方位的技术化开始兑现其“求力”的理想。掌握了现代科学及其技术的西方世界开始称霸全球。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与中华文明交锋,立即打垮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傲气。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此不情不愿但又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道路。但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希腊科学的“无用性”精神是现代科学之大用的基础。
　　近半个多世纪,强调现代科学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成为主流论调,更多的人忽视现代科学的希腊源头,甚至有不少科学史家认为现代科学完全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新东西,与希腊科学毫不相干。基于此,吴国盛相信,“言必称希腊”虽然矫枉过正,但是又有其积极作用。
直面科学的强势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的话题,《什么是科学》的基本观点是:在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均没有科学；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什么是科学》比较偏重“思想史”,因此当书中提到“科学”的时候,指的是拥有一套思想体系的“科学传统”,而不是指孤立的发现、个别的概念、零星的成果。当书中说中国古代没有理性科学、数理实验科学的时候,是说没有理性科学“传统”、数理实验科学“传统”。“我当然不否认那些过去半个多世纪来被中国科技史专家们发掘出来的史料的真实性。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些碎片式的历史经验并没有构成一个‘科学传统’。”
　　吴国盛认为,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们多半遵循李约瑟的研究范式,对历史持有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因此流行“说有容易说无难”。在他看来,所有古老的伟大文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也包括古代希腊人,都有自己的计算术,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文明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只有希腊人“发明”了超越于实际应用的数学“科学”。技高一筹的计算技术服务于实际社会生活的需要,缺乏超越的目标,行之不远。
　　在他看来,现代数学与中国古算基本上没有关系。“古希腊数学不是一切数学活动的源头”,现代数学也不单纯是希腊古典数学的复兴和光大,而是与现代科学一样经受了唯名论运动的洗礼,成为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古算并没有参与现代数学的构造过程。
　　当然,无论是希腊古典理性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还是博物学,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的眼光,发展到今天也遇到了种种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现代科技文明已经将地球上的一切民族都卷入人与自然的对抗之中,也将全人类卷入了加速发展但又不可持续的危机之中。
　　对此,《什么是科学》疾呼,科技文明的危机比起文化的危机更加全局、更加严峻、更加急迫。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是真的认识到了科学的内涵,因此才有了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之强势应该是越来越明显。“我想,在当下中国文化中盛行的科学工具论、实用论,实际上看轻了科学,完全没有正视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科学之强势。不能直面现代科学的强势,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清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地位,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