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每次举办的特别展览总让人充满期待,2019年举办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艺术特展”、2021年的“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因为展品众多、精品迭出,被网友们戏称是“省份文物搬空计划”。10月18日,“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放。此次展览联合了山东省五十余家文博机构,有近440件组文物参展,其中,一级文物的数量超过百件,规模相当可观,更有几乎没有公开展出过的文物。

　　□祁宇

□　“铜镜之王”
　　本次特展最受观众期待的,当数淄博市博物馆所藏的国家一级文物——矩形龙纹大铜镜。
　　此铜镜出土于西汉初期齐王墓陪葬坑,形体硕大,造型独特。出土时,铜镜的正面和背面均带有少许绿色铜锈,并且已经断为三截。铜镜正面光滑平整,虽经历两千多年,局部仍光亮可鉴。铜镜背面主体饰浅浮雕龙纹图案,花纹凸起0.1厘米,四周边缘饰半圆形连弧纹。在铜镜背面的四角和中间有五个环形弦纹钮,钮长5厘米、宽3.5厘米、高3.2厘米,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由于铜镜体量巨大,使用时需要用柱子和底座加以支撑,因此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是为了与柱子和底座固定而铸。
　　这面铜镜形体巨大。从目前所见的历史著述和出土资料来看,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面积最大、最重的铜镜,堪称“中华第一铜镜”。在我国的出土铜镜中,圆形铜镜数量最多,方形铜镜数量较少,而矩形铜镜更是少之又少,这面铜镜实属铜镜中的珍品。铜镜背面的龙纹图案,龙身蜷曲,张嘴吐舌,栩栩如生,线条自然流畅,极为生动活泼。龙纹是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的流行纹饰,此镜对龙形纹饰进行了改造,并将龙纹适度拉长,与长方形镜体相得益彰,可谓匠心独运,反映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
　　这面铜镜的面积近0.7平方米,而厚度仅1厘米多,在没有现代机械工具的帮助下,其制作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流行圆形镜,这种矩形铜镜在当时属于异形。圆形铜镜铸造工艺的规律性相对较强,异形铜镜较之常见形状的铸造工艺难度更大,往往需要依赖工匠们丰富的铸造经验和超强的工艺水平。该铜镜的出土,充分证明秦汉时期我国铜镜制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它也是汉初齐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实物见证。
　　铜镜作为我国古代精美的工艺品,其用途有装饰、照容、辟邪、赏赐、信物、聘礼等,但其基本功能还是古人用于照面梳妆。这面矩形铜镜在我国铜镜制造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我国铜镜中的艺术精品和文物瑰宝,自1978年发掘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曾先后到日本、德国等国家展出。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一级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山东省有三件禁止出境文物,其中大汶口文化象牙梳调到了国家博物馆,剩余的其中一件是山东博物馆的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另一件就是淄博市博物馆的这件大铜镜。
　　由于铜镜出土时就断成三截,器物造型和纹饰又很薄,面临锈蚀风险,多数时间只能深藏在库房里。此前,淄博市博物馆对外展出的是件复制品,系1986年在真品上覆砂脱模,然后浇铸复制的,其器型和纹饰与真品一致,又经人工调色作锈,从外表上看与真品基本相同,据说试了几十次才成功。
□　“超级文具包”
　　书刻工具,是用来书写、契刻文字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最常用的就是毛笔和刻刀,即俗称的“刀笔”。书刻工具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早期文字的演化历史密不可分。
　　此次特展展出的一套济宁市博物馆收藏的书刻工具同样引人注目。它们于1978年12月出土于山东薛国故城的2号墓。
　　薛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其故城在今天滕州市张汪镇与官桥镇一带。滕州东部为丘陵地带,西部为平原。薛国故城就位于平原地带的东南边缘,往东2公里为山冈,城东南0.5公里处是薛河,城西0.75公里处是小苏河,京沪铁路从故城东北角南北穿过。薛国是任姓国,黄帝的后裔。据《通志·氏族》称:“颛帝少子阳封于此,故以为姓,夏朝时期,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亦封于薛。”《左传》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故后人称奚仲为中国造车鼻祖。
　　今天的薛国故城,是保存较好的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古城内部较为平坦,有9个村庄,城址中心为皇殿岗,地势略高于四周。东部有尤楼,狄庄北部有渠庄、陈庄、沈仓和孟仓,西部有孙楼和杨仓。村庄之间为农田,城址西部有一条近代沟壕,沟壕以西有一条南北向大路。
　　1978年10月至12月,经山东省文化局文物处批准,由济宁地区文物组组成薛国故城调查队,采取重点调查、重点钻、重点试掘的方法,对薛国故城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并在尤楼村东的2号墓地发掘9座周代墓葬,共出土文物1839件,其中有32件(套)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以青铜器居多,包括这套书刻工具。这是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春秋时期的书刻工具,共计27件,其中有铜斧1件、锛2件、削刀7件、刻刀2件、凿4件、刻针4件、锯2件、钻2件以及磨石3件。估计原有毛笔,可能已朽毁。
　　古人用竹木制作简牍,往往要经过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等加工环节。济宁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套书刻工具,其中的锛、凿、斧、锯主要用于竹简木牍的裁切、加工成型,磨石用于竹木简牍的表面打磨及磨砺利器,刀、削用于刻字、剔字,或用于简牍文字中的细部加工,针、钻用于竹简的钻孔,最后捆扎成册,科学、系统而完整,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套墓主人生前所用文具,放在墓葬中作为陪葬之物,足见墓主人对这套“文房之宝”的珍视。据考证,墓主人应为某位薛国国君。看到这套工具,仿佛看到了两千多年前古人使用这套工具制作简牍的一系列场景。这套工具的发现,为今天的人们研究春秋时期的书刻史以及认识简牍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物资料。
□　王莽的“权衡”
　　此次特展还有一些声名远播的“新面孔”,比如出土于邾国故城遗址的新莽王朝的度量衡器。这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并不久,此前一直珍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外界较难看到。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中部为面积近17万平方米的高台,应是宫殿区所在,俗称“皇台”。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公元前614年邾国国君邾文公迁都于此,战国晚期邾国被楚国所灭。秦汉至两晋时期此地为邹县县治,北齐时县治迁至现邹城市区一带,该城址才逐渐废弃,其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00年。遗址自清代以来不断采集出土重要文物,但是一直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承担该城址为期10年的田野考古项目。2015年春季,山东大学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
　　2017年3月至7月,山东大学对该城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区选在宫殿区“皇台”之上,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出土遗存比较丰富,其中遗迹包括灰坑270余个、沟渠10条、水井4眼,还有房址、窑炉等。出土大批遗物,其中陶器有鬲、盂、豆、罐、盆、瓦、瓦当、砖等,铜器有新莽铜器8件,以及钱币、印章等。遗存的年代多数属于春秋、战国、汉代,另有少量北朝至隋唐时期遗存。
　　这批新莽铜度量衡器出自3号水井,共有8件,即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2件诏版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均为正方形,正面中央均阴刻81字篆书铭文,是王莽建立“新”政权并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1件货版也为正方形,器型是第一次出土,用途还有待深入研究。另外,铜权和铜衡应为一套。
　　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信息可知,这批铜器应铸造于公元9年。综合3号井的出土层位和同出遗物判断,此井应建于西汉初期,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扔入这批铜器并填满杂物,以掩藏铜器免于被发现,其历史背景很可能与新莽王朝末期的社会动乱有关。
　　结合已有研究初步推测,权衡一套5件的用法类似现在的天平称重,即衡杆两侧分别挂载铜权和货物,上悬孔用作称重时的支点,属于等臂式衡器。两件诏版的使用方法,推测很可能是嵌于木质方形量器斛的外壁,可惜木质量器已腐朽无存。
　　根据现有资料,王莽时期的度量衡铜器以前发现很少,只在甘肃定西市和合水县等地发现了不足10件,而且多为村民偶然挖出。邾国故城出土的8件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正式科学发掘出土的,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述实物发现和文献材料,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结论。其一,王莽改制过程中,度量衡的统一卓有成效,颁布“同律度量衡”的诏版和新度量衡标准器同时颁发至各县。到目前为止,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安徽、山东等地都有多少不等的有关器物出土或发现。其二,新莽统一度量衡过程中,对“同律度量衡”诏令的宣传极为重视。比如有专门的铜诏版,版上所刻诏书为阴文,可以直接阅览,也可以拓印传播。又在大型标准器上铭刻诏书全文。相比较而言,新莽时期的其他改制举措,如王田奴婢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五均六筦之制的推行等,虽也曾轰轰烈烈,但都不见如“同律度量衡”这样的宣传方式与推行力度。就推行效果而言,其他各项改革都半途而废,或者从一开始就未切实实施；只有同律度量衡一以贯之地得到实施,且被后世沿用。因此,这组文物显得格外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