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翻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企业家的选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不过,这并不能代表我国高校接受校友捐赠迎来热潮。
　　“目前,在校友捐赠上,我国是以捐赠累计总额作为标准,但其实,国外大学更多是用校友捐赠率来计算,即校友捐赠总额与校友人数的比值。我国大学所获的校友捐赠更多依靠知名校友的捐赠,但这类校友毕竟有限。”熊丙奇说。
　　从数据上看,熊丙奇所说的校友捐赠依赖知名校友的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据了解,近年来,高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猛增,常常伴随某位或某几位校友的捐赠而来,而且绝大部分是在高校校庆期间。
　　比如,2018年,全国高校接受校友捐赠约69亿元,单笔5亿元以上捐赠有1笔,1亿元以上捐赠有16笔,其中,多笔大额捐赠出现在北京大学120年校庆。2019年至2020年6月,单笔10亿元以上捐赠有1笔,单笔5亿元以上捐赠有2笔,1亿元以上捐赠有11笔,其中在清华大学108年校庆之际,校友孙宏斌捐赠10亿元。这样的表现,也使得这一年半时间里,全国高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达到43亿元。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李清泉曾公开表示,尽管部分高校逐渐开始社会筹资的探索,但因起步较晚以及动力不足等各种原因,地方高校在多元化筹资方面还没找到明确的发展路径。目前,得到过亿元以上大额捐赠的高校大多为国内顶尖名校,地方高校很难复制。地方高校校友资源相对较少,校友捐赠风气不浓。
　　在熊丙奇看来,我国高校校友捐赠依赖“富豪”校友的同时,也反映着其他普通校友捐款额较少的事实。这也正是我国高校校友捐赠额总体不高的原因。
　　同时,熊丙奇认为,高校、媒体以及社会不应过度宣扬大额捐赠的行为,而应该更加注重常态化捐赠的形式。如果有一天能够让许多普通校友关注到学校的后续发展,愿意为母校发展助力,这其实对于促进高校财务相对独立性,撬动更多校友资源和社会资源助力高校发展,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校友与母校的情感需要维系。国外许多大学都通过校友会长期跟踪校友发展,并给予适当支持,这使得校友事业有成后,常常愿意回馈母校,但国内高校却很少做到这一点。”熊丙奇说。
　　同样,李清泉也建议,对于捐赠,要及时报道校友捐赠事迹,并为校友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与技术服务。同时,高校也要及时发展、挖掘潜在的校友力量,培养在校生热爱母校、回馈母校的意识,关注校友的未来发展并提供相应的指引与帮助,建立以学缘为基础的、全面的、长效的合作关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忽视一流的捐赠体制机制建设,健康的校友捐赠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如果捐赠走上追求“大额”或“最高”之途,不仅方式值得商榷,还可能由于理念的偏差而走进死胡同。这也正如雷军所说,捐款不主张攀比。“武大130周年校庆,很多校友都积极捐款。每一份捐款都是校友对母校的爱,分量都一样重。”
　　本版稿件据羊城晚报、华夏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