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现在的人,说起人情之淡薄,年岁大的人常会说,旧时的人可不会这么着。我听了,觉得凡事都要看具体的人与事,不可一概而论。话是这么说,最近研究杨石先其人,有件事还是让我唏嘘不已,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旧时的情谊。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要旨总括起来说,就是摆脱欧美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若说特色,地方院校拆分的多,著名高校则是调动的人员多,且调动者多为该校的主干人物。比如北京大学,就把战前到战后几个时期都任秘书长、实际负责学校具体事务的郑天挺先生调到南开大学去了。
　　郑天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西南联大时期起,就是历史系的主任。他本来是北大的秘书长,后来主动辞去了这个职务,以为只保留历史系主任这个身份,照样可以为北大服务。去南开,是他没有料到的,有些情绪,也在所难免。且看他自己是如何说的:“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跟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出版)
　　说是想通了,实际上是很难想通的。带着这样的情绪,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学校,其心情之凄苦,可想而知。然而,世间事,每每有不可逆料者,就是在这儿,他遇到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杨石先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身负化学家之名的杨石先成了校务委员会主席,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校长(未设校长)。西南联大后期,郑天挺是总务长(相当于秘书长),杨石先是教务长,要说他们共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两人互相敬重,成了交往不是很多的好友。
　　如今老同事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杨石先该如何对待呢?按常人的理解,设宴招待、安抚安抚也就行了。再就是,要安排一个好的住处,一个人嘛,给个单间的教师宿舍,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杨先生不是这样的,他请郑天挺住在自己家里,吃饭也在一个桌子上。刚来了就该这样,或许你会作如此之想。而事实上,郑天挺在杨家住了不是六七天,也不是六七个月,而是六七年。口说无凭,还是听听一位老南开人的回忆吧:“南开大学教师宿舍,20世纪50年代就很紧张。1952年,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没有住处,杨老就从自己一套房子中腾出一间给郑老,郑老一住就是六七年,两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就是这样相处于东村43号。杨老有一颗广阔善良的心,他待自己西南联大时的老朋友的尊重、理解和热忱的爱心,是知识分子的楷模。”(魏宏运《风范永存》,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134页)
　　郑天挺是1899年生人,1952年来南开时,已是53岁的人了。住了六七年,就是近60岁的人了。
　　后来呢,仍是让人感慨万千。1957年之后,杨石先被正式任命为南开大学的校长。过了两年,调整班子时,由杨提名,郑天挺当了南开的副校长。当了副校长,理所当然地要配备住所。也就是在这前后,考虑到郑先生一直是单身,生活不便,又是杨先生出面,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还叫中科院学部)协商,将郑天挺的长子、分配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助理研究员的郑克晟及其妻子调到南开历史系任教。这样,郑天挺的生活与工作总算都安定下来了。
　　有人会说,让一个老同事住在自己家里,一住就是六七年,杨先生家里一定十分宽敞吧?我没有去过南开大学,但知道杨宅在南开大学东村宿舍第三排第43号。根据各种文字记载介绍,杨家是平房,与东边的一位副校长家相邻,两家算是一个单元。杨家确有五个房间,他是校长,家里有书房,还有会客厅,真正住人的房间也只有三间。他有一女两子,好在女儿前些年已留美,两个男孩还不算太大。要让郑先生住下,必然是他夫妇一间、两个男孩一间,这样才能腾出一间给郑先生住。从情理而论,给郑先生的一间,还要大些。
　　如此对待、如此行事,足见老知识分子旧时的情谊,确实非常人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