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市博物馆1957年征集入馆了一方印面6厘米玉质方印,印的主人刘正宗,安丘人称为刘阁老。此人本是该地历史上最能拿出手的官员,却在正一品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位遭弹劾削职,连告老还乡都成奢望,并被纳入后朝所编的《贰臣传》。总结大起大落的原因,与生俱来的火暴脾气占比不小,似乎应了网上视频揭示的历史人物:职场上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失败,做人的失败,性格的失败,很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

　　□张漱耳
　　
遗腹子有缺憾
兄弟们获名晚
　　刘正宗,字可宗,号宪石、逋史等。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八,生于安丘县东北乡安泰里(今潍坊峡山区东安泰村)。在他出生五个月前,年仅22岁的父亲刘如金得病辞世,故是个遗腹子。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生下他后没几天,也患病死去。正宗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刘正衡,大他5岁；二哥刘正鉴仅比他大1岁。三兄弟,先是靠爷爷抚养。老人家是明朝隆庆年间进士。其时已辞官归里,过着怡然自乐的退休生活。令老人乐观不起来的就是,突然来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眼前三个孙子,都没有长大,这可不是让人能轻松的事儿。所以老人积忧成疾,于隆庆二十五年(1597)也撒手而去。时刘正宗只3岁,长兄仅8岁。至亲相继离世,刘家遗留的三个孩童靠亲戚和好心的邻里接济。好在进士家底厚实,亲戚请来了私塾先生,教他们读书。
　　不完整的家庭,没有父母爱抚,造成了他们不会宣泄自己的真实情绪,偏执和不信任人等性格缺陷。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三兄弟很有才分,不过家庭的影响,导致他们大器晚成。崇祯四年,长兄正衡中进士时,已经42岁,仲兄正鉴明末方补廪生。刘正宗天启五年(1625)县试第一,天启七年(1627)乡试中举,崇祯元年(1628)考取进士,时年34岁。在明朝历任真定府司理、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侍讲、礼部会试副主考,官仅六品。
明清易祚进退犹疑
思想松动源自同僚
　　刘正宗担任副主考其间的1644年,他奉命来青州督学。尚在工作,北京发生急变,李自成占领了京城,崇祯帝自缢,如此便回不去了,暂且东归回到距离不远的安丘。很快,又有消息传来,吴三桂降清,李自成被赶出京城,北京变为满清统治,还是回不得。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刘正宗六神无主,曾想到了就此脱离尘世,避居田园。这从他闲居甲在家书写的一幅长卷也能看出,四米多长的卷中,抄录的是仲长统《乐志论》和何良俊《语林·言志》,两篇文章皆是隐居内容,但更多想到的还是继续为明廷办事。所以,当听闻南明福王弘光在南京另立中央,他马上从安丘南下前去投靠。福王授他中允之职。次年南京又被清兵攻破,弘光帝出奔芜湖,刘正宗再次返回安丘。
　　时清朝立足未稳,大量起用明臣,山东巡抚遂向清廷举荐了刘正宗。受儒家影响颇深的他接到诏书后又陷入犹豫。尤其不断有“尽忠”的明臣榜样在前,给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幸好他最要好的同僚王铎降清,被封少保,晋少傅,加上当时昭书言明不是叛逆,是归顺。刘正宗决定为清朝服务。顺治元年(1645)岁尾正宗到京,任职编史院编修。不久,作为弘文院学士与王铎成为同事。
接替王铎步青云
位高权重遭人嫉
　　顺治八年(1651),顺治帝授命王铎祭华山南下入蜀,辗转蜀陕之地,不料年底返回时患病,只得在老家河南孟津休养。次年三月,清廷授王铎礼部尚书,但王铎依旧在家养病,至同月十八日病故,享年61岁。
　　王铎病故后,刘正宗连续被封官晋爵。得到提拔,首先是因为官耿直清正。请注意,这一评判不是别人,而是皇帝。顺治十年(1653)五月,成为吏部右侍郎；六月,拜弘文院大学士；十月,在决定授予吏部尚书之位时,顺治帝干脆把理由都写出来了:“正宗清正耿介,堪胜此任,并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吏部为朝廷六部之首,加上弘文院的职位,让他成为当时清廷担任官职最多、官位最高的汉人。
　　俗话说:出头的橼子先烂。刘正宗权倾一时,引起南方官员嫉恨,好在他行事光明磊落,同僚也只能忍气吞声。可脾气不好的他在北方官员中也没有人缘。平素日,阁老严肃得不行,开不起玩笑,稍微冒犯他,或干事稍忤之,不论是谁,必遭他呵斥,甚至为一句话,说翻脸就翻脸。人的暴脾气有的因为被逼,有的生来即是。家乡父老说正宗认死理的性格从小就有。邻居眼中没英雄。因为与英雄相隔近了,就能看到他鸡零狗碎、啰唆小气的一面。安丘学者张贞在《杞田集》里,就向人们展现了四桩刘正宗打击同列大臣的事件。正宗因为耿介,在皇帝那儿是大吉,得到的是赏识；但在同僚那儿呢?则是大凶,容易得罪人,得到的是疏远和打击。他挤对同僚,同僚也不是省油的灯,处心积虑打击他。不少好脾气的同僚实际虚伪得很,暗藏杀机,暗地里搜寻其短,老想扳倒他。他们找不到别的毛病,只能从刘正宗的性格弱点下手。
接二连三弹劾
不知就坡下驴
　　当年刘正宗仗着皇帝老子宠幸,入主吏部,对吏部的人事及办事效率作了许多改革。不可避免地与人产生了具体的业务摩擦。多少人脸面上写着顺从,内心却是不满和忌恨。第一次冲突。是与御史杨义交锋。吏部例会上,杨御史发言,指责阁老越级用人。刘正宗一听,一拍桌子就吼起来:“越级?我越级有错吗?发现了人才,就快提拔上来,你能指望下边推荐给你吗?”
　　“可这么做,就是不合规制嘛!再说,你用着这么大声吗?”杨御史没有被吓倒,顶撞道:“我好歹也是一御史,即便说得不对,大清律例也规定,言官不能治罪!”
　　刘正宗更火了,操着安丘方言就骂了起来:“不可人睃的玩意儿,就没见你戳弄过正事儿!”姓杨的对北方地方方言似懂非懂,被呵斥得待在那里发愣。事后,再见面,俩人就不搭话了。脾气可以释放,但不能过分宣泄,否则伤人害己,影响好运气靠近。人的能力之一,就是学会控制情绪。
　　此次争吵不久,就出现了不良恶果:除了当着皇帝的面,部属一般不再向他当面提意见,而是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先后给事中周曾发、朱徽,御史姜图南、祖建明、张嘉各参了一本。所参大都属无中生有,例如张嘉的奏折,从头到尾,没举出一个实例,只是说人一衰老,就会昏庸,就会徇私,请求将他罢职。只有朱徽所奏,抓住他不经公议,也不上疏奏明,就擅自将佥事许宸调通政司参议的事实,有一定力度。面对皇帝的询问,正宗只好承认,我一时疏忽了,给我罚减薪俸吧,我认了。顺治说,这倒不必,下次注意就行了。
　　顺治帝和刘正宗既是君臣,又是诗友,关系即便不是铁板一块,那也不是一状就能告倒的。顺治轻描淡写,是让他安全过关。如果刘正宗把这次皇上的处理视为职场的一个预警,脸皮厚一点,把这一篇翻过去就得了。但是刘正宗能做到吗?山难挪,性难改。你让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不能有尊严,换个嘴脸,变得圆滑处世、权术厚黑,这个可太有技术难度了。仕清以来,这算他头一回受挫,回去后越想越气,当晚就向皇帝打报告,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要求办离休手续。顺治压下没批,头脑中却有了不好的印象。心想:已经放你一马了,怎么还不算完?没有器量。
同僚穷追猛打
劝谏雪上加霜
　　刘正宗的政敌鼻子很灵,马上嗅出了一些气味。抓住时机,一拥而上,凶猛地折腾起来。
　　左都御史魏裔介粉墨登场。对于文人来说,笔杆子就是枪杆子。魏的弹章起首就是离间计:“正宗自陈奏内,不叙上谕切责,无人臣礼。”接着,抛出一系列举证,步步惊心:“李昌祚叛案有名,票拟内升。先后荐董国祥、梁羽明,今皆事败,被劾不自检举,欺君之罪何辞?”甚至耍开了“文字狱”手段:“正宗与张缙彦为友,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诡谲尤不可解”。魏裔介后,季振宜跟上,内容除了魏已经指出的董国祥、刘正学外,添加上了同朝为官的外孙曹申吉。
　　什么事先捅到最上头,奏报多了,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刘正宗大事不妙。
　　还有一件事也赶到一起了:顺治帝爱上了佛学。正直的刘正宗从国家大局考虑,仿效唐韩愈上“佛骨表”谏阻唐宪宗迎佛骨的举动。对顺治上书劝谏。顺治满脸不高兴,将原本想让刘正宗为自己亲自抄写的佛经作序的打算都取消了,点名请了别人。
　　而刘正宗仍没看出苗头,继续认为自己一向耿直,说轻说重本性使然,不会出大问题。故“不识时务”,继续向顺治施加影响,让他放弃信佛。于是顺治对他由亲密变疏远,直至反感、憎恶。
辞职返乡无果
天上掉到地下
　　帝王之术,不在苍生,只在制衡。顺治十六年(1659)冬,顺治御旨痛斥刘正宗自以为是,并有“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句。刘正宗见到文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皇帝老子对自己不信任了。他心灰意冷,再次打报告申请退休,告老还乡。
　　但是,顺治能答应吗?作为清政府第一个入京皇帝,这么多年,不就是靠刘正宗辅佐,支撑住满清大厦吗?想抽身一退图清闲,没门。再说为了面子,也不能叫你走。所以,不但不答应,还决定亲自出面解决刘正宗的问题。
　　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二十日,皇帝亲自主持御前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宣读那些弹劾他的奏疏。第一篇就是魏裔介的。顺治帝把它拿到桌面上,应该是件好兆头,他的意思是,让刘正宗检讨一下,事情就过去了,因为这样一公开,同僚就不会再找他的茬了,“耗”的事情解决了,正宗就可以继续为官,但这一用意正宗没领会。与生俱来的耿直倔强的暴躁脾气,以及从政高高在上养成的专断作风,顷刻间爆发。可能他真觉得冤枉,哪有奏疏参得那样不堪?没等第一篇奏疏读完,当着文武百官,当着皇帝的面,他火冒三丈,跳了起来,声色俱厉地争辩道:“李昌祚为叛党,裔介身为法司,何不早行纠参?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
　　刘正宗的态度大大出乎顺治预料。没见过这样的人,谁说他他都跟谁急!这还当着我面呢,就暴跳如雷,顺治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天下事,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者,信然。”这是《史记·外戚世家序》的句子,本来是说男女亲情的,顺治拿在这儿,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难怪有这样的名言:不管多么亲的人,即使做帝王做父亲的,你都不能把任何事情强加到他头上。刘正宗听了这句,有所领悟,但他脾气倔啊,当场和事后都不去找皇帝服软。何也?性格使然。
　　一个月不到,勘讯报告出来了:魏裔介、季振宜等所列刘正宗之罪行共有十一条属实。其中就包括张缙彦为正宗诗的作序,确有“将明之才”句,诸王大臣认为,刘正宗应该是欣然接受了这一评价,是妄图反清复明的铁证。因此建议:按律判处刘正宗绞刑。
　　顺治听到落实了这么多,虽然很生刘正宗的气,但看到定他死罪,却是当场就否决了。判决了个从宽免死,籍家产一半,入旗,不许回籍。死后,不仅丧事草草,仍旧不得回籍,只得寄厝于北京西直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