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滑稽出名,却绝非仅仅因滑稽被后世称道 不是寿光人,为何寿光有东方朔的墓和祠? 　　寿光市纪台镇东方村村后有东方朔墓、东方朔祠,东方朔被乡人尊为“朔爷”,所以东方朔祠在乡人口中又叫“朔爷庙”。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是东方村赶会的日子,有叫它“东方庙会”的,有叫它“朔爷庙会”的,叫法不一样,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纪念东方朔。东方朔是西汉时期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寿光却有他的墓和祠,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当官虽不大,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却屡屡被世人称道,其中原因又是什么?

　　□张书功

寿光为何有东方朔墓
　　东方朔,复姓东方,名朔,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今神头镇西二里有东方朔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内原有东方朔祠,日伪时期毁于战火。2002年春,在神头镇附近发现了唐东方合墓,出土墓志铭。墓志铭记载:东方合是唐初德州安德(今陵城区)人,是汉大夫东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其第二十五代孙为东方膺,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506—511)任青州长史；第二十六代孙为东方老,北齐时任特进大夫,后迁济州、益州、南兖州刺史；第二十七代孙为东方荣,隋朝时官任右武卫长史。东方合墓志的出土,说明直到东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还生活在今陵城区一带。
　　东方朔虽不是寿光人,但寿光却有他的墓和祭祀他的祠。现存最早的山东地方志、元代益都人(今青州)于钦著《齐乘》中说:“寿光县东方村有东方朔庙”。清康熙安致远纂修《寿光县志》卷十四《塚墓考》云:“东方朔墓在县城东南十五里,弥水之东浒,东方朔庙侧。”并按云:“朔为平原厌次人,今德州域内有祠、有墓,而于钦《齐乘》言寿光东方村有东方朔庙,意后人因庙而更为之墓耶。”安致远认为寿光东方朔墓是因庙(祠)而建,这个解释有道理,但不够深刻。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从东方村说起。不过,东方村何时立村,村名由来,均不可考。今村中没有姓东方者,也没有人记得有姓东方者。村西北有龙兴寺遗址,与东方朔祠只数十步之遥,遗址尚存元代重修龙兴寺碑,碑云:“龙兴寺在县之东南十有五里,旧有石佛一座在焉,上有‘洛城县令李某同妻李氏布施’,考其年代,乃北魏时承明年所造”。“承明”是北魏孝文帝所用年号,这个年号仅用了六个月。公元476年,是北魏延兴六年,这一年六月,改元为承明元年。次年即改元为太和元年。由此可知,龙兴寺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北魏承明元年(476)。元碑碑阴已有东方村,录村民40人,但不见东方氏。
　　鲜为人知的是,龙兴寺遗址还出土过一块碑,纪年残缺,上有“征虏将军”字样,从书法风格和内容看应是南北朝碑刻。碑阴录有一位名叫“东方生”的人,可知南北朝时期,确有东方氏定居于此,故东方村应是以姓立村。据《风俗通》记载,伏羲氏“出于震,位主东方”,子孙遂以东方为氏,但已无从查考。现在所知道的姓东方者,最早的就是西汉大夫东方朔。后代以东方为姓,奉其为始祖。由东方合墓志可知,唐代时,东方氏已成为当地的大姓望族之一,可以说东方朔的家乡平原厌次(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就是东方氏的郡望。
　　那么,东方氏是何时迁来寿光的呢?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了安置庞大的移民,东晋南朝政府在新的南迁之地,设置新的州、郡、县三级政府,仍用北方老家的名字命名地名,并且侨民另立白籍,减免租赋,这就是侨州郡县制度。元嘉初年(约424),刘义隆在千乘故地侨置乐陵郡,下辖阳信、乐陵、厌次、新乐、湿沃五县。侨置的乐陵郡属县,已知新乐、湿沃都在寿光,厌次确址虽无考,应距寿光不远。黄河以南青州落入北魏后,仍沿袭刘宋旧制。《魏书·地形志》:“青州乐陵郡,故千乘地,刘义隆置,魏因之。领县五:阳信、乐陵、厌次、新乐、湿沃。”　
　　由厌次的侨置以及东方合墓记载东方膺北魏时任青州长史,可推断在永嘉之乱后,可能有一支东方氏迁居寿光,因姓立村,因村建庙,因庙起墓。这也是寿光东方朔祠、墓的由来。
寿光东方朔崇拜
　　寿光东方朔墓和祠始建时间已不可考。《齐乘》有载,说明不晚于元代。寿光人还把东方朔请进了乡贤祠,把他当作自己人世代享祭,这算是一份特殊的礼遇。千百年来,东方朔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方,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地域特色的东方朔文化。关于东方朔祠、墓的形成,虽无定论,民间传说却一直盛行。相传,东方朔在死之前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东方有块宝地。我死之后,不必厚葬,只要用铁链抬着我的棺材一直向东走,遇山开路,遇水搭桥,跋涉不止。一直抬到‘三东’之地,铁链在哪里断了,就把我葬在那个地方。”东方朔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遵照遗嘱,抬着棺材向东走去。一天,两天……这天晚上,他们抬着先父的棺材来到寿光弥河东岸时,突然听到“嘎吱”一声,定睛一看,铁链断了。旋即狂风大作,沙土飞扬。第二天早晨风停后,棺材落地之处突现墓冢一座。此地名东方村,位于弥河东岸,厌次东方,正是东方朔所言“三东”之地。他的两个儿子就此止步,化作两棵伟岸挺拔的白杨守护于墓旁,当地人称之为“大白”“二白”。
　　清康熙年间,寿光知县刘有成游览东方朔祠,见“祠荒墓圮”,于是应百姓请求,对祠、墓进行了修葺,并亲书碑记,立碑于墓前。在碑文中,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土人觊觎东方朔祠前的两棵大树,打算第二天砍伐。这一晚,寿光一个姓魏的乡绅梦见有两个童子,自称是东方人,并诉说自己身处险境,希望予以施救。第二天,魏乡绅来到东方村,见有人正在砍伐东方朔祠旁的两棵树,顿时明白过来,于是花钱救下了它们。这两棵树就是百姓口中的“大白”“二白”。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其用意是附加一些灵验、传奇的色彩,使人的内心有所敬畏,以起到保护古迹的目的。
　　民国时期,寿光的寺庙、道观多改为学校,与东方朔祠相伴的龙兴寺,是寿光东南一带第一等的大寺庙,曾经殿宇辉煌,但也没能例外。百姓毁其神像,办了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校。而对于东方朔祠,百姓不仅予以保存,而且集资重修,数月完工,焕然一新。拔贡杨得标在《重修东方朔祠》中写道:“盖龙兴寺祀佛像,祈福田者崇之,文明增进,迷信破除,则天然淘汰矣。东方朔祠祀先哲,明世道者尊之,国体虽变,世局虽殊,高山景行之思无今昔,一也。”可见寿光官员、百姓对东方朔的厚爱。
　　可惜,“文革”时,东方朔祠被拆除,墓被铲平,就连两棵白杨树也未能幸免。今天的祠、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建的。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是东方朔庙会。除寿光当地群众外,昌乐、青州、临朐、广饶等周边地区的善男信女们也会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起初,人们只是祭拜东方朔祠和墓,后来又逐渐增加了斗鸡、秧歌、高跷、舞狮子、民乐表演、物资交流等内容,时间也由一天延长至三天,逐渐形成了以纪念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
东方朔为何被世人称道
　　东方朔约出生于公元前161年,去世于公元前93年。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汉武帝即位不久,面向天下招聘贤才。东方朔以三千片木简之奏章,引起汉武帝好奇,得以待诏公车。但是,这个职位薪水少,也见不到皇上。他又以无中生有,恐吓皇帝身边侏儒的方式,待诏金马门,得以亲近皇上。后因他在射覆(一种占卜猜物游戏)中的出色表现,担任常侍郎,得到皇上的宠幸。公元前138年,因劝阻汉武帝修建上林苑,虽未被采纳,仍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不久,因他醉酒在大殿上小便,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贬为庶人,令其在宦者署待诏。又因在汉武帝杀昭平君一事上,劝说其不要悲伤,注意身体,复为中郎,一直到最后。
　　东方朔生性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又能察言观色,直言切谏。曾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又曾上书言治乱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临终规劝武帝远离巧言谄媚之人。他死后,奇谈怪论加身,竟位列仙班,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神仙,知名度远超政治家、文学家这些名号。
　　东方朔终其一生最高职务不过是一千石的太中大夫,未能立下青史留名的政治功绩,武帝也只以俳优视之,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总是受人青睐,被人高看一眼。褚少孙将其故事补入《史记·滑稽列传》。班固在《汉书》中更是为他单独列传,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同等待遇,并用近8000字述其生平,赞其为“滑稽之雄”。西晋文学家夏侯湛作《东方朔画赞》,称其“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唐代颜真卿亲书赞文,勒之贞珉,以垂永久。宋元符间,封“智辩侯”。民间以“智圣”誉之。相声界奉其为祖师爷。
　　东方朔现象所折射出的是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道德之困。当面对正道本心与皇权威严的抉择时,有的人选择迎合君主,随波逐流；有的人选择坚守正道,逆流直谏；还有的则装聋作哑,见风使舵。迎合君主或装聋作哑违背正道本心,为君子所不齿；但逆流直谏常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不仅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伸张,丢官舍命也只在倏忽之间。
　　汉武一朝,共任命了十三位宰相。据有人统计,三人被罢免,三人主动求死或被逼自杀,三人被处死或死于狱中,还有一人惊惧成病,发疯而死。善终者是石庆、公孙弘、田千秋。石庆以谨慎老成著称,执政期间基本装聋作哑,没有发表过有建树的言论,就是这样还经常受到汉武帝的谴责。公孙弘则一味地迎合武帝,他曾经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违背之前的约定,顺从武帝的意思。汲黯因此讽刺他“齐人多诈而无情实。”田千秋是十三位宰相中的最后一位,晚年的汉武帝开始反思,下《轮台罪己诏》开展自我批评,国家政策由穷兵黩武式的建功立业,改为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田千秋为人朴实敦厚,做了丞相也很安分,而且能力也一般,因此得以善终。由此可见,在汉武一朝做官真是高危职业。
　　东方朔虽然是个小官,但他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行为苟且,而是利用看似滑稽的行为和言论进行劝谏,在笑声中避免劳民伤财、国破家亡,为百姓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相比于那些唯唯诺诺,看皇帝脸色行事的“大人物”,这种精神难道不可贵吗?所谓“大智之用,道固委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他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所赞扬,其用意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出现一篇《滑稽列传》一样,既是感同身受的无奈表达,又是借此讽刺现实,感慨世风,其用意无疑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