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农历甲辰年,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龙年”。龙虽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种,但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却很重。我们中国被称为“东方巨龙”,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是亿万华夏儿女崇拜的图腾。《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中,曹孟德曾描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小说中的这种描述一定不是曹操的原话,但能反映出古人对龙所持一种态度——“万能”。这种“万能”的物种是怎样一步步演化来的呢?
　　□刘文涛

龙的生成
　　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逐渐学会制造工具,控制用火,建造房屋,制作陶器,再逐渐学会渔猎耕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大自然后,也越来越觉得大自然中有许多力量不是人能控制的。比如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飓风掀起海浪,湍流冲毁营地,洪水吞没人畜,这在当时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但他们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一种神秘之物隐藏于天上或水中,能兴风布雨,有一种“超能力”来主宰他们的世界。有了这种思维,一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他们就拼命地拼合他们的理解,他们把认识的种种生物,水中的鱼,陆地上的牛、马、猪、蛇,两栖的鳄鱼等生物,进行有机地融合,逐渐制造并完善了一种想象:这种生物形体能大能小,能明能暗,能飞能潜,善于变化,不但能行云布雨,还能主宰人类祸福。拼合这种“神物”的形象之后,叫什么名字呢?人们联想到每当电闪雷鸣,海潮涨落,狂风大作时,都会发出“隆隆”的声响,这种声音让人们捉摸不透,感到恐怖和神秘,进而让他们感到敬畏。于是就取其声音,将这种拼合起来的“神物”以“隆隆”的声音命名。
　　再以后有了文字的出现,人们专门给这种“神物”按照想象的形体造了一个象形字,但读音还是按之前对他的称呼来读。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图①)中,“龙”字像向下张开带有獠牙利齿的大口神兽,“口”有吞噬之意,顶上部分类似古代施刑的斧钺,“辛”有施刑,惩罚罪人之意。“龙”的字形表达了远古先民们受害恐惧和对灾难根源的想象,他们认为大自然中神秘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周期性地对世人大开杀戒,都是神灵对罪人的惩罚。这个代表神的权威行刑杀伐,张着大口在天地间怒吼横行,吞噬一切有罪之人的恐怖神兽就是龙。　　
“中华第一龙”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与龙相关的文物。如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都出土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龙(图②)。安徽凌家滩遗址也出土过玉雕龙,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过彩绘龙纹盘(图③),这些存在不同地域、形象各异的龙,体现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色,表明龙文化在史前时代是多元的。通过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应属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定名“石堆塑龙”。之前有报道称查海遗址“石堆塑龙”为“中华第一龙”。除了查海遗址,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6500年前的蚌塑龙(图④),也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且名气更大。
　　1987年,为解决濮阳的工业和城市用水,在城市西南的西水坡修建一处引黄供水调节池,在施工中发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古墓葬群,考古工作者对这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45号墓中及周边发现了4组距今6500年前的蚌塑龙等动物形象(其中3组较为清楚)。45号墓墓主是一个壮年男性,遗骨在墓室中间,另有三个人分别在墓室东、西、北三面的小龛内殉葬。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骼两旁,用蚌壳排列成的三个图形,东面是龙,西方是虎,北面是一个近似三角形,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龙、虎形态生动,用蚌壳摆成。在45号墓南面不远的另外两组蚌塑图案中,也有龙的形象。
　　关于这三组蚌塑图案的解释有很多,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的研究观点很有新意:他认为45号墓主两侧的蚌塑龙、虎和墓主脚下的北斗塑图共同构成了一个天象图。中国古人把依古天球黄赤道带分布的二十八宿析为四陆,也叫四宫。四陆与四灵相配,分别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每陆各辖七宿。中国古人又把北天区域命为中宫,中宫处恒显圈,全年不没入地平,因此,中宫内的北斗又是古人熟知的授时星象。蚌塑龙对应天上的苍龙星座,蚌塑虎对应白虎星座。苍龙星座的核心星为商星,每年春分时在东方呈现,秋分时隐去；白虎星座的核心星是参星,每年秋分时在西方呈现,第二年春分时隐去。春分是农耕春播最佳时节、秋分是秋猎的最佳时节。我们那时的祖先就这样“观象授时”,找到了农耕播种和狩猎的最佳时节。这就告诉我们,在6500年前,二十四节气已经萌芽,以农耕猎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画卷在中原地区已经徐徐展开。
从众生推崇到皇家独享
　　龙虽然在很早以前就确立了其神兽的地位,但起初并没有和国君的权力等级画等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象征权力的图腾并不相同,如楚国崇尚凤鸟,越国崇尚蛇。到汉代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思想上追求长生不死和灵魂升天,龙既然能通天见神,人们逐渐就形成了一种驾驭龙升天以成仙的联想。“乘龙升仙”这一观念风靡两汉,从帝王到平民都追求长生不死,羽化升仙。这其中的背景和成因不在我们这次探讨的范围内,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龙的形象更广泛地流行于各个阶层,大量用于汉代各阶层墓葬装饰中。龙的造型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大致分为蛇身和兽身两大类:蛇身龙长角、尖耳、蛇躯、兽足,多为卷曲盘绕作腾云状的“云龙”,如出土于河南永城西汉梁共王墓中四灵壁画中的龙,即是此类(图⑤)。兽身龙似虎似马,躯体雄壮,肢爪强健多为龙行虎步的“走龙”,如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多处此类龙(图⑥)。两种龙的形象表现手法富于变化,极具动感。另外,汉代流行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代表的四宫有吉祥和避邪的作用,所以龙也常作为汉代建筑上瓦当的装饰纹饰(图⑦)。
　　汉代的统治者还编造了一个刘邦母亲遇蛟龙而孕生刘邦的故事,这虽是无稽之谈,但通过造神,突出了君主离奇出身和非凡经历,能够成为人上人,必然是天命所归,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因此从汉代开始,龙和帝王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成书于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龙:“鳞虫之长”,就带有一定的维护皇权的谶纬观点。汉代以后,龙的形象越来越趋向于皇权专用,特别是在宋元之后,龙的形象为帝王所独占,成为个人的私有物,平民百姓不能滥用龙纹,不准穿有龙纹的服饰,目的也是维护帝王和龙的神圣性。在统治者看来,如果谁都可以像帝王一样可以穿龙袍,那么就没有神圣和凡俗之别,也就难以树立帝王的绝对权威,王权也就难以巩固。
　　元代,对龙纹的垄断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元代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疋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果确属过去已经织就的,要加盖官印,“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到至元十年(1273),改由中书省下令:“如御用日月龙凤缎疋,街市货卖虽曾禁约,切恐各处官司禁治不严,今议得,若自今街市已有造下挑绣销金日月龙凤肩花并缎疋纱罗绸绫等,截日纳官外,实支价以后,诸人及各局人匠私下并不得再行织绣挑销货卖。如违,除买卖物价没官,仍将犯人痛行治罪。”如此三令五申,大概也是因为屡禁不绝。元延祐元年(1314),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明确规定所有职官均不得服龙凤纹,器皿、车舆不得用龙凤纹,但同时又对龙的定义作了重新界定:“龙谓五爪二角者。”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五爪二角的龙,就可以“不碍事”。元统治者这次只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实际等于对民间龙纹放行,这无疑是一种面对现实的让步。这种半禁不禁,网开一面的做法不仅没有禁绝民间的龙纹,反而大大刺激了民间的用龙热情,以及龙纹的变异和多样化发展。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明文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纹,违者罪及染造之人。”
　　事态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帝王对于龙纹的垄断企图使得龙纹的权力象征意味越来越明显,而百官及民众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进一步加剧了龙纹的流行和泛滥。对于龙纹的追求和热爱,本质上就是对权力的追求和热爱。什么东西一用滥就得跌价。延至清代,帝王为了自抬身价,只好朝着更高规格发展,他们把前代帝王仅仅用以祭祀天地的十二章衮冕扩充为一个衮服系列,所谓“龙袍”就是该系列之一,这大概也是帝王服装史上第一次正式使用“龙”来命名衮服。
　　从元代以来,龙成为帝王个人的私有物。皇帝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全都是有龙的标记。皇帝本身及有关的一切都与龙拉上了关系。帝王借用的还是龙最初诞生的意思,利用的是人们对龙虔诚崇拜的心理,编造种种谎言,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与传说中的具有无穷威力可以吞噬一切的龙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