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故宫博物院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联合推出的“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近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展出。展览以详尽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述说了91年前故宫文物颠沛流离的南迁往事。当时,在沪期间故宫文物重新编号、入册,时任院长马衡别出心裁,以文物在故宫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即为“沪上寓公”,虽然其名并不好听,亦难登大雅之堂,但上海作为南迁文物的重要存放地,却真实见证了故宫文物的多舛命运。

　　国之瑰宝　烽烟南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成为中国抵御日寇南下的最重要城市。为保护“数千年遗下之国粹”,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未雨绸缪,商议选择院藏精品古物装箱储存,为古物避难提前做好准备。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毁灭性轰炸。有此前车之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2月致电南京,提出尽快南运古物以防战火之危的请示。8月2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建议撤下展陈在紫禁城各宫殿的古物,装箱保存。
　　这年秋季,故宫博物院三大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各司其职,负责本馆精品挑选,最终选定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以及《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3773箱。与此同时,对精选出的每件古物清点、核对、登记、造册、装箱,最后贴上封条,写上编号。
　　然而,故宫古物南运的消息披露后,却引来知识界精英的一片反对声。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最为激烈,鲁迅也专门写诗讽刺南运:“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著名学者胡适相对温和,指出:在国际友人的监督下,未必有人敢去破坏这些古物；故宫古物数量巨大,南运不是一件小事,万一出意外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当时的南京和上海都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如此海量的古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但易培基院长旗帜鲜明,坚持古物南运,以保全中华文脉,反复强调: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故宫博物院断难保全,古物只有被掠夺、被毁灭的可能；土地失了,尚有收复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希望。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同意故宫古物南迁议案,基本同意古物运往上海,文献存放南京,藏于南京行政院大礼堂。
　　1933年初,日军攻打山海关,华北局势岌岌可危。1月5日,易培基致函南京行政院:“榆关事出,影响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当经呈请指示在案。今事变日急,除随时设法防护外,究应如何办理之处,请速定夺电示,以便遵循。”1月7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议择选重要古物南迁,并请行政院饬财政部拨款6万元作为迁移费用。
　　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平津风声鹤唳,危在旦夕。文物在战火中难逃两种命运,或遭毁坏,或被劫掠。故宫文物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密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古物。数日后,宋子文又密令故宫博物院选择精品,分别装箱,起运古物。
　　2月5日夜,北平,从故宫到火车站的道路全面封锁,故宫午门口戒备森严,在全副武装的军警保护下,故宫第一批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板车、汽车轮流运往前门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
　　2月7日凌晨,装载第一批故宫文物的特别列车驶离北平,每节车厢内军警日夜值守；列车行进途中,各地派遣军队保护,一些路段还有骑兵在两旁接力飞奔护卫。为了防止遭遇日军袭击,专列特意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线再转津浦线、京沪线,抵达南京浦口。
“沪上寓公”　秘藏租界
　　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的终点在哪里?人们一片惘然。在浦口停搁了十余天后,2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致函国民政府:“兹经常务委员决定,第一批故宫古物中之书籍档案存于南京,其余古物照行政院原定计划存于上海。”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立即召开会议,最终拍板决定将故宫文物运至上海妥善保管。
　　3月4日,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古物馆452箱,图书馆602箱,文献馆1064箱,吴瀛等监运)2118箱,从浦口搬上招商局“江靖”号轮船,在严密的押运下,于5日中午12点停靠在上海招商局金利源码头,安全抵达中西融汇、海纳百川的上海。下午1时,十多辆汽车穿梭往来,将船上卸下的古物,运到事先租定的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一幢七层钢筋混凝土楼,以及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二楼内,入库存放。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设于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此后,3月15日至21日,第二批故宫文物1290箱；3月28日至4月5日,第三批文物2922箱又62包；4月19日至27日,第四批文物4635箱又2包；5月15日至23日,第五批文物2412箱,亦都安全运抵上海。至此,故宫文物自2月7日至5月23日,先后五批南迁上海,总计13427箱又64包,包括散氏盘、毛公鼎等青铜重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宋徽宗《听琴图》等书画名品,翠玉白菜、东坡肉等著名玉石,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以及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清廷内府珍藏的各部档案文献。此外,北平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8件、国子监“岐阳石鼓”11箱等珍贵文物,也随之南迁上海保存。
　　1934年5月,马衡接替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他主持下,故宫南迁文物在上海进行了一次全面、详细的“再核对”。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派出3968组工作人员,于1934年12月20日至1936年12月2日,在两年时间里,点收文物11575箱。工作人员在清点时,不仅登记文物的信息状况,而且进行科学的分类保管,规定每件文物须记述品名、年代、质地、款式、尺寸、颜色、花纹,瓷器须记录口径、底径、腹围、深度,铜器、玉器还要登记重量,在此基础上,共同完成了一套四册的《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上海《申报》还连续报道了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点过程和诸多细节。
　　故宫文物在重新编号、入册过程中,马衡院长别出心裁,以文物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即为“沪上寓公”,虽然其名并不好听,亦难登大雅,但上海作为南迁文物的重要存放地,却真实见证了故宫文物在国难之中的多舛命运。
沪上预展　文物重光
　　1934年夏,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向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建议,由中国主办下一届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展出中国历代艺术珍品。不久,南京国民政府答复同意举办该项展览。
　　这年10月,行政院主持成立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筹委会决定:展品出国前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原德国总会大楼)举办一次预展会,以满足国内各界人士和收藏爱好者先睹为快的迫切愿望。
　　1935年4月8日上午9时,“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上海预展会”正式开幕。展品包括10个大类共1022件,皆出自存放于上海的故宫南迁文物中的珍品、瑰宝,它们上起商周,下至明清,时间跨度3000余年。整个展览布置了6个陈列室,底楼的第1陈列室展出明清书画、折扇、织绣；2楼的第2陈列室展出唐、五代、宋、元书画,第3陈列室展出铜器,第4、5陈列室展出宋、金、元、明、清瓷器,第6陈列室展出古籍、玉器、景泰蓝、剔红、玛瑙、犀角等。这些展品集历代古物之大成,聚中国艺术之精华,价值连城,令参观者大饱眼福,诚如《申报》所报道的:“前人咸毕生不得一见,而今沪民首得一一入览,可谓千载一时的良机,较从前任何时代、任何人士幸运!”原定展览时间为4月8日至30日,因观者云集,为顺应民意,主办方将展期延长5天,至5月5日结束,总参观人数近6万人次。
　　预展会结束后,故宫博物院又精选了青铜器、书画、瓷器、玉器等精品文物736件,装成80箱,由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运往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于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共16周),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厦内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这是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第一次出国展览,更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在欧洲亮相,西方观众深感震撼,大为折服,因而轰动一时。
　　故宫文物回国后,1936年6月又在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复展。
　　1936年9月26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落成,“沪上寓公”——存放于上海的故宫文物又陆续转运至南京,入库收藏。1937年1月1日,南京分院正式成立。然而,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故宫南迁文物又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转移,再度掀开了一场惊心动魄、曲折惊险的“国宝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