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春运”之路有多长

齐鲁晚报     2024年01月27日
  □赵柒斤
  1月26日2024年春运正式启动,想起唐代江苏润州(今常州)籍诗人戴叔伦的“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不免遥想古代异地为官、经商之人的“春运”之路。
  戴叔伦的这首诗是他任抚州刺史时回家过年,却在除夕夜“困”于途中而作。当时他被迫寄寓石头驿(今江西新建赣江西岸),抚州至常州700公里,一名地方大员紧赶慢赶却无法回家与亲人团聚,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和不尽的凄苦况味,更衬托出诗人想家、思念亲人的孤苦心情。
  同样因赶不上回家过年被“困”于途中的,还有隋朝文坛领袖、山西籍诗人薛道衡,“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两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该诗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与家人团聚之情。唐代诗人高适除夕夜同样寄宿于旅馆:“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此外,还有唐代诗人崔涂除夕“羁危万里身”,俨然成为“孤独异乡人”。
  古人虽“重安慎迁”,讲究“父母在不远游”,但随着社会发展,出行总会越来越多。在没有飞机、汽车和快捷通信工具的前提下,一切只能靠两条腿,或马(牛)车、舟船。于是,相传中华始祖黄帝“命竖亥通道路”,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西周统治者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及附属服务设施等建设。《诗经·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礼·地官·遗人》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西周公路技术等级又分为路、道、涂、畛、径等五级,“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径”为田间小路。
  秦惠王为打通川陕通道,修筑了著名的“褒斜栈道”,这条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并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按“车同轨”要求,秦国历时十年致力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网。《汉书·贾山传》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了一条长约1400公里、穿越14县、终于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的直道。除驰道、直道外,秦国还在西南山区修筑“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等地修筑了“新道”。这些不同等级、各有特征的道路,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通达全国的道路网。汉承秦制,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
  古代不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国防、外交、商贸等的需要,也是为了促进官员等人员流动。秦朝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资源自上而下分配,郡县一把手必须“异地为官”。至西汉,为防范地方官场腐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统治者不得不让“牧羊”的地方官员常年异地迁徙,使“异地为官”逐渐从模糊变成清晰的制度,规定地方长官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
  历史的车轮行进至唐宋,每至春节,探亲流、商贸流高位叠加,让本就行路难、交通难、经济难的古代春运更加捉襟见肘。于是,经商亏本和为避自然灾害被迫迁徙的人只能靠脚力往家赶,而外放的和外出办事的官员、经商发财的财主等便乘坐辇(轿子)、畜(牛、马、驴、骡等)车及后来的黄包车等回家,一路颠沛,能在除夕前赶到家团聚才是最大的幸福。
  到唐朝,商业运输便有了统一定价,并设置最低和最高限价。《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曰:“凡陆行之乘,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虑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其山阪险难、驴少虚,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虑,不得下八十文。”唐开元年间,诗仙李白决定返老家江油过年,从长安到江油全程900公里,除关中平原300公里道路比较平坦,600公里山路走了30天,他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天一叹。李白回趟家,历时两个月,花费12贯(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
  正是因为回家过年费时、费钱、费力,且还有其他天灾人祸等高风险,有人不得不发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哀叹。不过,让李白等期待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如今已成真,这才使得人们过年回家团圆的愿望都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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