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日,齐鲁书社出版的《〈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新书首发及捐赠仪式在莱州市博物馆举行。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满怀感慨地说:“国宝终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齐鲁书社出版的这套书到底有什么来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说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记者近日对刘玉林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这册国宝级古籍发现、收藏、整理、出版的过程。

　　□记者　李文璇

敬惜字纸,国宝偶现真颜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起。1982年11月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在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图书馆工作的孙洪基,正在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课间休息时,他无意间瞥见墙壁上月份牌表面《永乐大典》的简介。有古籍收藏经验的孙洪基,自然听说过这部国宝级的古书,他就此打开了话匣子,与培训班的同人们聊起了这部皇皇巨著,并不无惋惜地讲到《永乐大典》的流失情况。就在此时,一位在掖县文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朋友笑称,自己那儿就有一册《永乐大典》。
　　将信将疑的孙洪基随其回家一探究竟,却是无功而返。不承想,一个星期后,那位朋友拿着一本书走进了孙洪基的办公室。乍见此书,灰扑扑、皱巴巴,倒像废品；然而,仔细翻阅,纸张挺括而柔软,小楷端庄,朱墨灿然,版心“永乐大典”的字样清晰可见,隐隐透露着皇家书品特有的豪华与庄严。孙洪基又拿出《中国书史简编》查看对照,发现这本书从装帧形式到内容行款,与上面所说的毫无二致。
　　“这可能真的是《永乐大典》。”孙洪基既惊且喜,“可这样珍贵的书,是从哪里来的呢?”追问之下,朋友说这册古书是从一个名叫孙洪林的人那儿取来的。原来,此书原为孙家所有,后作为陪嫁,与孙洪林的老姑奶奶一起“嫁”到了邱家。有次,孙洪林到邱家走亲戚,表叔给他讲了荆轲刺秦王和阿房宫北门为磁石门的故事,并称这是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因书“用处不大”,表叔见孙洪林感兴趣,便慷慨地送给了他。诸般巧合之下,在文物收购处工作的那位朋友在孙洪林处见到此书,又将其带到了孙洪基面前。
　　作为明朝皇室的“御用书”,《永乐大典》自是“样貌不凡”:开本阔大,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一见即感庄严；用料精良,以洁白柔韧的白棉纸写就,抚玩可知雅致。惜乎这册《永乐大典》“遇人不淑”,邱家人“不识此书真面目”,却晓得“物尽其用”,将书的边角裁剪下来做针线图案,又拿书来压鞋样。尽管此书的书皮已然不存,“天头地脚”的白纸也被剪去,但好在民间一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邱家人对书中有字的部分“秋毫无犯”,这册书的正文部分保存较为完好。
　　了解情况后,孙洪基就此事对县委宣传部进行了汇报。掖县宣传部当即指示孙洪基,向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信,邀请专家赴掖县进行鉴定。北京图书馆自建馆之初便竭力在海内外搜求《大典》,馆里收到信函后,立即派人奔赴山东。后经鉴定,此书为《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无疑,属门制类全帙30卷中的前2卷,前后及书中残缺达16页多,共存39页零一角。
　　《永乐大典》存世极少,这册《大典》的价值难以估量。经过协调,孙洪林将这册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给予的2000元奖金则由孙洪林与邱家均分。从此,这册《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命途多舛,《大典》流散民间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都了解,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役”,于1403年夺占帝位,改元永乐。由于他的帝位来得似乎不那么正当,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平复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永乐皇帝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来粉饰太平。永乐元年(1403年)7月,明成祖朱棣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解缙等人显然是对领导意图领会不深刻,有点急于求成,组织一百多名儒生仅用一年多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看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和想象的差得远,很不满意。遂“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重辑此书。姚广孝就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永乐皇帝朱棣最为倚重和信任的人,由他来主持编纂,可见这部书在朱棣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此次重修自永乐三年(1405年)元月始,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定稿进呈,成祖重新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学者们在编纂《永乐大典》时,首先参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搜罗民间书籍,并以官方韵书《洪武正韵》为纲,将收集到的图书依序编入。最终,《大典》共辑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将上至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资料近乎囊括净尽。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如此鸿篇巨制,使得《永乐大典》成为我国体量最大的一部类书。
　　《永乐大典》成书后,精抄一部,是为正本。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迁都,正本随迁至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均付之一炬,正本遂成孤本,又因种种原因常年束之高阁,成了无人问津的皇室“吉祥物”。百年以后,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对其爱不释手,常“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世宗严令宫人将《大典》抢运出来。经此一劫,他心有余悸,决定重录一部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二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严格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进行抄录。历时五载,重录工作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告成,自此,《大典》遂有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之分。明亡以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则因贮藏于皇史宬,幸免于兵燹之厄。
　　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搬迁”至翰林院。至嘉庆朝,副本略有散失,尚存9800余册。咸丰以后,翰林院偷盗成风,短短三十余年,《大典》就仅剩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沦为战场,《大典》几乎全部被焚毁,幸存的残本被肆意抢掠,散落世界各地。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之所以在千里之外的莱州现世,也或许与清代的偷盗及战乱有关。有学者分析,义和团、捻军曾在北京和八国联军打过仗,这两卷《永乐大典》可能是捻军成员从北京带回山东的；也有人认为,孙洪林家的十世祖孙绍德是个副贡生,其岳父家又在北京有买卖,这册书可能是他岳父从北京带回来的。
　　而今,《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仅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残叶存世,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将“百家之言”网罗一尽的《永乐大典》,曾经在明代的皇家书楼里灿然生辉,那约3.7亿个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明初盛世繁荣的绝好装点。然而,历经重重劫难,昔日的“万书之书”仅存百分之四,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再难复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勘误辑佚,成古书之渊薮
　　尽管《永乐大典》有“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之称,但对今人而言,《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已远超其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对于所辑图书“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的《永乐大典》,就像是一个古代文献的“数据库”,而由于文渊阁藏书多在后世散佚无遗,《大典》也成了后人搜求文献时独一无二的“宝库”。
　　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就《<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而言,它搜罗有“周秦宫门”“汉至隋宫门”的相关典籍资料,诸般宫门图样栩栩如生,可谓一扇连通古今之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先生指出,这册《永乐大典》不仅绘图精美,其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举例来说,卷三千五百十九“东交门”条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这篇文章出自苏轼幼子苏过所著的《斜川集》,讲述了东方朔劝谏汉武帝的故事。到了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之时,苏过的《斜川集》已然失传。幸而《永乐大典》收录了不少苏过的作品,四库馆臣周永年在《大典》中辑得苏过诗文三百五十余篇,厘为《斜川集》六卷。之后又经多人补充,人世间又有了《斜川集》,苏过的文采精华得以再现于后人目前。
　　《永乐大典》不仅是使佚失古籍“复生”的“灵丹”,亦是检校存世书籍缺漏错误之处的“妙药”。仍以苏过《东交门箴》为例,赵刻本、鲍刻本《斜川集》中的文章,与《永乐大典》的原文有五处出入。杜泽逊认为,这五处文字上的出入或是赵刻本《东交门箴》虽依据《永乐大典》立目,但实际上根据东坡集本录文所导致,根据文义及史实,《东交门箴》当以《永乐大典》所载为准。
　　《永乐大典》的妙用还不止于此。2012年,国家图书馆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对博物馆大门进行设计时,特意邀请国内铜门设计大师、非遗传承人朱炳仁先生领衔。什么样的门才最契合博物馆的气质呢?起初,朱炳仁苦恼于没有设计灵感。于是,国家图书馆协调召开了专家讨论会,有熟悉馆藏文献的古籍专家提出,可以借鉴下《永乐大典》“门”字册中的各种大门图样。果然,“凌花双龟背”等页的纹样使朱炳仁灵光忽现,他从中提取出凌花元素,并对其重新解构组合,取吉祥瑞气之意,这才有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那扇铜门。凭借一册《永乐大典》,文化场馆之门与千百年前的宫室之门遥相勾连,门扉轻启,今人得以管窥古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文脉也就此相传。
影印修文,《大典》荣归故里
　　既然有这么多的功用,如何让藏诸高阁的国宝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国内首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承担着赓续历史文脉的使命。”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说,“古籍的传播终归还是要靠实物,而像《永乐大典》这样的古籍,收藏起来只是孤本,出版以后却可以化身千万,无论印制多少,总能流传开来,从而让更多人一睹古籍真颜,这就是出版古籍的意义所在。”在刘玉林看来,就价值而论,《永乐大典》本就可说是“古书之冠”,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区域发现的唯一《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也是唯一一部由民间捐献国家的《大典》,《<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珍贵异常,更蕴含着莱州人民的家国情怀,通过出版使其焕发新生,势在必行。
　　2023年上半年,齐鲁书社正式启动《<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出版项目,经过协商,取得了国家图书馆的授权,获准影印《大典》原件。这册《大典》于莱州现世时,脏污、漫漶之处甚多,保存状况不佳。是整旧如旧、“复刻”古籍现状,还是精修“翻新”,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考虑到推广古籍的需要,刘玉林在权衡过后,选定后者作为《大典》的出版方向。
　　今年1月,齐鲁书社《<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正式出版,《大典》原本的污损之处皆在影印过程中被谨慎消除,书籍的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则全部仿照明嘉靖副本,以重现《永乐大典》初成之貌。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供帝王御用之物,而今,随着《大典》的影印、研究、展示、传播方兴未艾,一册册孤本终得走出秘藏库房,“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传承典籍文化、承载中华文明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