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多年前的一块刻字陶片,“把我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八九百年”——20多年前的一个号外,在海内外学界和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众所周知,殷墟甲骨文的出现让人感觉突兀,中国文字起源问题扑朔迷离。这也就难怪丁公陶文的出土,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么,丁公陶文是如何发现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许宏

考古队进驻丁公村
　　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考古专业的助教,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协助领队教师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下田野比较辛苦,考古教研室的老师轮班,隔一年去一次。我在1992年赴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分别于1987、1989和1991年秋季,参与带了三次田野考古实习。
　　这三次实习在同一个地点——地处鲁北平原的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遗址。那是距山东大学所在地济南80多公里的农村,每天只有一班长途车发往济南,在没有高速公路的30多年前,路上要颠簸半天的时间。
　　1987年,36岁的栾丰实老师(现为山东大学资深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成为实习领队,方辉(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和我两位20多岁的助教是他的“左膀右臂”。
　　1989年开始,丁公遗址被定为山东大学考古实习基地,在地方政府和学校多方协调下,距遗址1.5公里的苑城乡驻地建立起了考古工作站。我们可以住在那儿了。为上下工方便,考古队买了一批自行车,供全体师生往返于发掘工地和工作站。但又因经费有限,只能两人一辆,28式加重的,几个女生肯定都得是男生载着。考古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车队,呼啸着穿越乡间地头的土路,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考古发掘其实是艰辛而枯燥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有同学背靠着麦垛歇息时,慨叹我们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放牧”。只要喜欢,放牧之后,你就会有青春的收获。
　　收获肯定是沉甸甸的,还不时会有让你眼睛一亮的“奇遇”。在丁公遗址,我们就遇到了重大发现。
发现龙山古城
　　1987年秋和1989年秋,为了进一步揭示丁公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但相对于整个遗址,我们每次发掘的面积是极其有限的。每次大约20名学生,每名学生在一个5米×5米的探方中工作,带一两个帮忙的村民,我们称为“民工”。每个老师要负责六七个探方,尽管上蹿下跳、手把手地指导那些几乎是“小白”的学生,每次也只能发掘500平方米左右。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那么我们每次的发掘就像在纸上扎洞。所以我们总说考古发掘像是愚公移山。
　　该遗址从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到商代的早期堆积保存良好,文化内涵丰富,即使是在史前文化遗址丰富的山东地区也并不多见,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对这一遗址进行全面的了解。
　　同样地处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平原、西南距丁公遗址不远,就是著名的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发现,发掘主持人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永博士,那时已发现了城墙的线索。1990年的再发掘,最终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址和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时代)城址的存在。这促使我们下决心对丁公遗址做全面勘探,以了解遗址的准确范围、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和遗址内外有无重要遗迹等。当时,没有想过丁公遗址也会有龙山城。
　　用洛阳铲全面勘探需要相当数量的熟练技师,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我们就求助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1年6月、7月之交,鲁北地区骄阳似火,我们三位教师率领由该所9名技师组成的勘探队伍对丁公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8月底开始,发掘工作如期进行,10月上旬,经验丰富的省考古所技师刘洪山来到工地。我们在遗址东部和北部边缘地带先后布设了探沟,东部探沟横跨“淤土沟”和遗址内的文化堆积。10月末,我们发现遗址北边探沟中的条状遗迹黄土中夹杂着淤土块,一看就是黄土加其他土混合起来的。栾丰实老师脑子里一下子闪出了一个念头:“这不就是城墙的夯土吗?”反复察看几遍,确定无疑。他又立即跑到两百米外南边那条探沟,观察探沟的剖面,没有错,就是夯土筑的墙。
　　当时我们真的是极度兴奋,龙山文化城墙就出现在我们的脚下!1992年1月,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入选“199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片长”日常那些事儿
　　话说负责每个探方发掘的人,被学生们戏称为“方长”。方长以上,则是我们几位带队教师。按领队栾丰实老师的安排,我主要管理指导在遗址生活区发掘的6个同学,可以算是负责一片儿的“片长”。
　　“片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认新发现的遗迹并“给号”,即给方长下发一个经统一登记、不会重复混淆的遗迹号,方长在处理这处遗迹和其中出土遗物时必须附上这个编号,以保证记录、标本采集和日后室内整理工作的科学有序。这些遗迹主要是灰坑(垃圾坑),也有墓葬、陶窑、水井之类。除了管着那6位方长,我还受命同时兼顾几百米外遗址东部城墙和护城壕所在探沟——第50号探沟的给号工作。这条探沟,是由上文谈及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排来帮忙的技师刘洪山负责发掘的。
　　临近年末,寒意渐浓。开工较早的学生们进行的发掘大多接近尾声,甚至转入室内,而探沟发掘渐入佳境,我到这边来得更多了。
　　“H1235。”当看到刘洪山正在清理探沟南壁下的一个龙山文化的灰坑时,我已报出了当前可以给出的灰坑号。H是“灰”字的拼音首字母。H1235,第1235号灰坑。这个灰坑非常清楚,不必费力确认。
　　刘洪山赶紧记下了这个编号。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编号后来竟会大名鼎鼎。在这个坑出土的大量陶器残片中,有一片居然刻着文字!但在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
　　众所周知,龙山文化制陶术发达,陶器的基本特征是“黑、光、亮、薄、轻”。因为薄而易损,一个龙山文化的灰坑,都会发现很多陶片。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现场没法把每一片陶片都擦干净看看。对于完整的器物,我们会现场编号,用一个袋子单独装起来,特别重要的也会拍照加以记录。而一般的陶片,就统一装到袋子里,写好标签,标签上的要项包括出土地点、出土单位、出土品内容、出土时间和记录人等。
　　就这样,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这片不寻常的陶片经历了一段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处理流程。在方长刘洪山发现、经片长许宏确认并给号后,刘安排民工仔细清理灰坑H1235在发掘区内的部分,并采集所有坑内的出土物。随后,这些以陶片为主的出土物被装进编织袋,刘洪山写好两张特制的出土品标签,民工按常规把其中的一张放进袋内,另一张被系紧的塑料绳固定在袋口上,以便查验。这标签就是这袋出土品的身份证,继而,这些陶片又被统一拉回到1.5公里以外的考古工作站库房。
　　然后,就是见证奇遇的时刻了。
小陶片　大发现
　　大发现来临于1月2日上午。那天,我和同事方辉在考古工作站三层小楼的一层检查学生的发掘记录、校核图纸。正在协助工作的丁公村女民工董建华拿着一块陶片进来,说她在给陶片写字时,发现这片上刻着一些不认识的道道。“文字?!”我们几乎兴奋得要喊起来。我知道小董姑娘正在整理的是50号探沟的陶片,再看下出土单位——灰坑H1235!
　　著名的丁公龙山文化陶文,在40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了。
　　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长4-7厘米余,宽3厘米余。常年与陶片打交道的我们,一眼就会认出,这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浅灰色,陶胎较薄,背面还有用快轮制陶时轮旋的痕迹,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无疑。
　　在陶片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排列得比较规整,右数第二行的第一字是一个带尾巴的人形,在甲骨文中有相似的文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另有一刻划的短线伸出陶片之外。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得都较细,但清晰可见,在放大镜下细看,横画略宽,有小的崩碴,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可能是刻在陶器残而非完整器之上的。
　　在过去的发掘中,我们会设想出土一件青铜器,但从没想过会在陶片上发现成排的文字,栾丰实老师后来描述他当时的感觉是“我都来不及兴奋,就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因为这个发现太重要,而陶片是在脱离发掘现场的情况下,在田野工作结束后的室内整理时发现的,所以有些问题必须赶快检查和确认。
　　就这样,栾老师带着方辉和我,调看了出土文字陶片灰坑的记录和全部出土遗物,对出土遗物的运输、存放、刷洗、整理等环节做了详细的了解与分析,全面严格地检核了该灰坑及与其相关诸遗迹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我们把这个灰坑出土的一千多枚陶片,进行了仔细的反复检查,确认没有一件晚于龙山时期。如前所述,陶片显示的器形很明确,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从田野发掘角度看完全没有问题。
　　灰坑H1235位于龙山文化城址内东部。1991年秋发掘了其北半部,另一半向南伸出探沟外。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及国内部分专家亲赴遗址查验层位关系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1992年5月,我们采用扩方的办法,将该灰坑的另一半全部予以发掘。结果表明,在出自该灰坑的1400多件陶、石、骨、蚌器及残片中,未发现任何晚于龙山文化的遗物。从层位关系上看,该灰坑被另一个属于龙山晚期的灰坑打破,其自身也打破了另外几个龙山时期的灰坑,且该灰坑出土的具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均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因此,刻字陶片所在的灰坑H1235的时代可确定为龙山晚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000-3900年之间。
　　回到学校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为这片刻字陶片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从学校到省里,先后聘请20余位考古和古文字学专家召开过三次鉴定会,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随后,省文物局还派专人和我们一起去北京,请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进行鉴定,再次得到肯定。会后,我们还持刻字陶片登门拜访了胡厚宣、张政烺、陈公柔、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著名古文字学家,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在这一系列鉴定工作之后,1992年12月,时隔近一年后,山东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本文节选自许宏《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有删节。作者为著名考古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并曾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