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话也用文言文吗? 即使他们并非满口“之乎者也”,你也未必能听懂 　　对于使用白话文的当代人来说,古代的文言文是相对困难的,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很难完全读得懂。那么问题来了,古人说话时,用的也是文言文吗?假如你穿越回古代,古人能听懂我们说的普通话吗?他们有自己的“官方通用语言”吗?

　　□王磊　

文言文其实是古代书面语
　　很多人以为古人在日常说话时也满口“之乎者也”,担心穿越回去不会说“文言文”,没法和古人交流。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古人日常交流说的也是大白话。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一般都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达形式。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人写文章时用的书面语言。文字产生于口语之后,任何语言都是先有口语,而后才有书面语。最初的书面语,也就是加工过的口语文字。秦朝以前,文言文与口语的区别并不大,此为“言文一致”。实际上,文言文就是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加工而成的。从文言文基本定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到近代新文化运动前的两千年里,文言文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加入了一些新词汇而已。
　　但人们日常交流的口语一直在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南迁。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大大改变了汉语的口语。唐宋以来,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壮大,口语越来越通俗化,与文言文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既然口语变了,那古人的书面语为何不跟着一起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节省书写成本,二是为了显摆,三是政府倡导。
　　白话文尽管容易读懂,但真的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会比用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纸张没有发明前,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字,在竹简上刻字,在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十分昂贵,而且书写过程也很费劲。所以,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文章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文言文这种精简化的用语就体现了它的优势。打个比方,一本十余万字的书,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简。如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竹简写成,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也是为了精简文字控制成本。客观地讲,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确实有书面表达优势。
　　所谓“显摆”,是为了用文言文彰显读书人的身份。东汉改进造纸术后,书写材料便宜了,写字也不那么费劲了,但读书人依旧书写文言文,因为古时能读书识字的人并不多,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文化圈层,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比如,古代普通人想给亲人写信,大多要找读书人帮忙,甚至出现了“代写书信”的职业。在传统儒家时代,使用文言文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后,这种优越感才逐渐消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治国。儒家经典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由文言文写成,所以文言文也就自然成了正统的书面语言。两千年来,不管口语如何发展变化,在国家政治领域和正统教育中行文仍要保持先秦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
　　那么,古人也用白话文写文章吗?会的,特别是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的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的写作数量大大增多。宋朝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实际上就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这种话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了一种浅近文言体,即白话小说。此后的畅销类小说基本都用白话文了,这样读起来比较贴近真实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读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读四大名著原文并不难,但读文言体的《史记》就费劲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和今天差别不大,基本上都能看懂。《传家集》记载过一段宋朝官府审问一个妇女的对话,这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只是个别字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基本无异。作为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给大臣写朱批的时候就时常冒出两句白话文,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大臣的距离。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甚至给大臣写过“你好么”?这样今人常用的口语。
　　尽管古人口语也用白话,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听懂。因为同样的白话,古人的发音和今天不一样。
古人能听懂我们说话吗?
　　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那穿越回古代,我们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其白话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的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
　　根据古汉语学者的研究,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上古音是指周秦两汉时期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是指隋唐宋时期的汉语发音；近代音是指元明时期的汉语发音(关于古汉语的发音分期,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此处只采用这种较为广泛的说法)。
　　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比如说同样是“青青子衿”这句话,三个时期的古汉语发音分别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汉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隋朝、唐朝、宋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代音(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读起来是不是有点蒙,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使得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种感觉,就像今天外国人说汉语一样,意思也对,但“味道”很不同。古汉语语音的三个历史分期,被两个时间段所连接,这两个时间段,恰恰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的时代,即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
　　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因为他们的祖先原是中原汉人,后因战乱等,他们的祖先不断地向南迁徙,也就把中原的古汉语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而现今的普通话来自北方方言,上千年的汉胡杂居,发音早就和古代汉语相去甚远了。
　　比如,古汉语发音中有个入声,在今天的普通话四个声调中已经没有了,但是在粤语里依然还有入声。最牛的是闽南语,里面居然还保留着一些上古音,简直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这也解释了闽南语为什么那么难学。
　　我小时候听过歌曲《酒干倘卖无》,我就一直纳闷“酒干倘卖无”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酒桌上的口号,意思是“你干了吗”。后来看了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我才知道“酒干倘卖无”是闽南语“有酒瓶子要卖吗”的意思。原来,这是古代汉语的语法和发音。之所以闽南语能够保留那么多古音,可能与地理因素有较大的关系。
　　有的人会感到疑惑: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其实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
　　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生切”,取“房”字拼音的声母f,取“生”字拼音的韵母enɡ和声调,反切出来就是fēnɡ了。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还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不太大,特别是平声韵(句尾押韵字为一声或二声)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你就会发现不怎么押韵了。
古代有“普通话”吗?
　　尽管方言差异大,但好在今天有普通话,否则方言区之间的交流还真得用翻译。那古代也有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吗?还真有!古代的汉语标准音也称“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但在不同的时期,官话的发音也在发生着变化。
　　官话至少在周朝时就出现了。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相对独立,因此各个诸侯国语言交流也相对封闭,发音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地域性的方言。《左传》记载:“卫侯归,效夷言。”卫侯曾被吴国扣留,回国后口音就变了,居然说起了吴国的“夷言”。这说明春秋时期卫国和吴国的方言发音差距很大,一听就不一样。
　　诸侯国方言各异,但彼此的交流又很密切,特别是在政治上都尊奉周王室为大宗,要定期朝觐,所以大家需要一种各国都能听得懂的方言用作交际,“标准音”应运而生。到底用哪种方言作为标准音呢?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必须给周王室留点面子,所以标准音便以中原地区河南一带的方言为基础,形成了“雅言”。河南话就成了最早的普通话。
　　汉朝时,中原地区依旧是文化中心,所以河南话作为标准音的地位在汉朝得以延续。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数百年的大分裂状态,汉语标准音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北方的“洛阳音”和南方的“金陵音”两支。受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影响,北方的洛阳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政权,把洛阳音也带到了南方。
　　据史料记载,南方的原住民听到这种北方语音后,瞬间陶醉,盛赞洛阳音“真香”,并掀起了学习热潮。南迁贵族谢安,能用标准的洛阳音读书,被称为“洛下书生咏”,当地人争相模仿。甚至连谢安因鼻炎而特有的鼻音,也都一起学了。但是,语音的影响是双向的,北来的洛阳音也影响到了金陵本地的吴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金陵音”。今天,南京方言和江苏其他地方明显不同,更接近于普通话,这就是受历史上洛阳音影响的延续。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实现统一。尽管首都在长安,但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则在洛阳,洛阳音依旧是汉语标准音,成为官话。如今去西安旅游,经常会有导游自豪地说“唐朝皇帝都讲陕西话”,一张嘴就是“额们大唐”。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唐朝的皇帝、大臣在唐初讲的其实是洛阳音,并非长安音,即使中唐之后长安音逐渐成为官话主流,也不可能是今天的陕西话。唐朝的长安音又称“秦音”,小说《大唐新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个大臣叫侯思止,他读书少且不擅长讲洛阳音。一次在朝堂之上,当他说到“猪”这个字的时候,没有按照洛阳音读“dyo”(音似“雕”),而是发出了秦音“jyu”(音似“诛”),引得满堂大臣一片哄笑。此事说明,说好官话在当时很重要。
　　一直到宋朝,汉语的标准音中还包含洛阳音,洛阳音延续了近两千年。宋朝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并出现了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全国性政权。游牧民族本不讲汉语,但成为中原大地的统治者后,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讲汉语。其发音“味道”到底如何,可以脑补今天外国人讲汉语的样子。但由于拥有政治优势,统治者所讲的“有味道的汉语”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汉语的发音。此外,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都在今天的北京,洛阳在中原的“大哥地位”一落千丈,远离政治中心的洛阳音逐渐在历史中谢幕。
　　元明清三朝的官话是哪一种方言呢?元朝时北京称大都,当时讲幽燕地区(今天的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的方言。这种方言再加上点蒙古语的味道,就形成了元朝的官话——大都音。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将官话改回金陵音。可没多久,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迁都北京,金陵音同大都音融合,形成了明朝的北京官话。清朝建立后,建都北京,又在明朝北京官话中融入了满语和东北话的味道,融合形成了清朝的北京官话。到清朝中期,北京官话已通行全国。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就源于清朝的北京官话。
　　那么,今天的河南洛阳人讲的方言是古代的洛阳音吗?也不是,今天洛阳人所讲的北方官话,和古代的洛阳音已大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今天的闽语和客家话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发音的特点,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南迁的中原人。日语中很多词汇的发音和闽南语很像,“未来”“世界”等词与闽语发音几乎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唐朝时日本学去了一些汉语词汇发音并沿用至今,而闽语中又保留了许多唐朝汉语发音的成分,所以二者相似度极高。
　　(本文摘编自《古代人的衣食住行》,王磊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