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 　　敦煌藏经洞发现120余年,文物文献散落世界各地,从早期参与编目、抄录、影照,到如今实施“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推进数字化回归；从罗振玉、王国维,到王重民、向达,中国学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艰苦的追寻。过去40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敦煌学家荣新江一直致力于此。最近,他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在中华书局出版,回顾了他从1984年起到世界各地寻访稀见敦煌文献的亲身经历。
　　□长庚

找寻四十载
　　2022年9月,荣新江在杭州南山路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经纶讲堂”开讲“满世界寻找敦煌”系列讲座,很多听众“追剧”般追讲座,并为最后两讲不直播而遗憾。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文史知识》月刊以“满世界寻找敦煌”为专题,连载10期讲座文稿。后来,荣新江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课堂上讲了两次相关内容。他将这些文稿整理出来,构成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
　　6月6日,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华书局共同主办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全球‘五国七地’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这一天,该书在英国伦敦光华书店、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美国洛杉矶长青书苑、日本东京内山书店以及国家图书馆、上海书城和敦煌石室书轩同步首发。
　　荣新江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篇书评,在《汉学研究》上发表。这位学者说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读者是读不到的。这本《满世界寻找敦煌》,就是荣新江把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以及历时40余年的艰辛考察经历,用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的成果。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的一些“考察者”“探险者”骗取和掠夺,致使国宝流散海外,乃至于此后的数十年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正因如此,敦煌学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仅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要走向世界的学问。历史文明的碰撞,文献产生和流散的过程,全世界学者的走访调查与相互交流的研究成果,无一不具有世界性。
　　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献主要收藏国陆续以缩微胶卷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了收藏,但受限于馆藏机构的技术能力和整理研究能力,各国公布的只是部分而不是所有。学者如不亲自到收藏单位探查,根本不知道还有哪些珍贵文献未被公布。从这个角度来看,满世界寻找敦煌之路,又是中国学者必须要走的。
　　《满世界寻找敦煌》大体按照荣新江到欧美、日本、中国调查的过程进行叙述。1985年,他第一次在欧洲跑,构成前四讲: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1990年到1991年,他先在日本各地把能够进得去的收藏机构都看了一遍,然后飞到英国,又去了列宁格勒、巴黎。以后出国的机会更多了,他把这些集中在一个点上铺陈开来,日本地方较多,用了两讲。英国和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各一讲,几次短暂的巴黎之行就并入英国一讲。1996年,荣新江在德国柏林讲学三个月,把柏林的吐鲁番文书整个翻了一遍,构成一讲。然后是美国的各个小收集品。中国除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外,内容比较零散,所以他用两讲分别重点讲所见之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
　　早在求学期间,荣新江就深知寻找敦煌的意义,加上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使得诸多旅行细节为该书增添了趣味性。在书中,每一次寻访,荣新江都努力还原到年月日、乘坐的交通工具、行程起讫,以及为什么要去、与谁同行、看到了哪些文物文献,辅以当时的照片、信件、手绘地图、手稿、藏馆宣传页等,十分详尽。同时,他将所知见的敦煌西域文物文献,放到19世纪西域探险史、考古史以及他所研究的敦煌学、西域中亚史、隋唐史、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的脉络中,条分缕析,用精要的语言点出其价值,进一步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拿着纸质地图走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些先生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京大学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
　　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倡导并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其中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历史系的周一良和宿白、中文系的周祖谟等名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支持,专门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荣新江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负责掌管这个房间的钥匙。受近水楼台的便利,在研究室里,荣新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并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这为他后续出国“找敦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用好敦煌藏文文献,荣新江还专门参加了一个藏文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靠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
　　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是王尧和陈践。在这种情况下,荣新江又插班去听王尧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通过学习,荣新江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这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重要帮助。
　　荣新江真正“满世界寻找敦煌”,开始于1984年。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邮件,“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走”,因此“地图”是书中一再出现的高频词。这本书大量篇幅讲述的是前互联网时代在欧洲的寻访经历,留下了许多与地图有关的故事和信息。
　　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与张颂南对开”。所谓“对开”,就是住在巴黎的张颂南要去阿姆斯特丹看画,而荣新江正要去巴黎看敦煌文书,两人在伦敦约定十天后各自离开自己的住所,前往对方的城市,借住对方的住所。
　　“5月6日星期一,一早赶到海牙,转乘7:42的车前往法国,火车晚点,下午1:30到巴黎北站,按照他给的地图找到他的宿舍,记得是一座学生公寓模样的楼。我进去之后,在编号是他的信箱里拿到他留在那里的钥匙,开了他的门,把他宿舍当做我在巴黎的旅馆。”书中相应章节附载了张颂南为荣新江画的地图。在荣新江看来:“这就是我和张颂南‘对开’的友谊,这也是我们当年留学在外的人之间的信任感。”
　　回忆起早年间寻访敦煌的经历,荣新江还提到了那本如今已不在身边的“盖满印”的护照,“如果这个护照还在,那一定是敦煌学史的重要档案”。他感慨,去海外寻访敦煌,重点在于精神,大家都可以做到,“你要是没去,就说明没有那种精神”。
学术之旅不孤独
　　虽然山高路远,但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学术之旅并不孤独。书中提到的师友有150多位,这种师友情谊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礼节,更是学术追求上的砥砺。
　　其中,荣新江与德国学者格罗普的故事感人至深。荣新江去汉堡大学,原本计划是去见恩默瑞克教授,但与格罗普教授不期而遇。两人此前并不认识,但和田研究让他们迅速熟悉起来,特别是当荣新江说出格罗普就是《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作者时,格罗普感到非常意外。
　　“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竟然知道这本书店里已经消失的书,这不是奇迹吗?”格罗普立刻答应送一本给荣新江,于是两人相约在一个小火车站见面。但是,第一次格罗普因为汽车抛锚未能赶上火车,两人又约了第二次。《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荣新江采用了文学的写法进行描述:“车站上一个小黑点,随着火车的临近,黑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高大的格罗普。”
　　在帮助荣新江的人群中,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被屡次提及。尽管她曾经到过北京大学留学,对中国有感情,但这不是她帮助荣新江的全部理由。她给荣新江提供了没有发表的翟林奈编目,其中部分残卷目录令荣新江收获很大。之后,荣新江给出的建议,立刻让她意识到请荣新江参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荣新江完成了编目工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稿本。至今,这个目录仍是学界必备的工具书。
　　荣新江深知,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或北京大学,更代表中国。他找回的敦煌文书,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步伐。周一良、赵和平关注敦煌的书仪文献,荣新江到达伦敦后便替师长核对原卷。荣新江发现《下女夫词》属于珍贵的文学资料,后来专门送给天水师专的张鸿勋以供研究。荣新江发现英藏文献中《唐北庭瀚海军牒状文事目历》是重要的唐代军事资料,后来送给了孙继民,孙继民据此写成专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可以说,荣新江千里迢迢从欧美、日本等地背回来的书籍,中国敦煌学界都在共享共用。
　　近些年,荣新江的《敦煌十八讲》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西方多所大学敦煌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2000年,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荣新江被盛情邀请作大会主旨演讲。会议主持人、东京大学池田温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荣新江: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2021年,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此前中国只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一是陈寅恪,一是夏鼐。
　　“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如果追溯,都应该从1985年开始。如同玄奘,所有后来的荣誉,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评价说。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