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作为东方古国的中国,是否真的只在昏昏沉睡,等待炮火叩响国门?中国海上贸易史及台海关系研究专家、厦门大学教授林仁川的《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是一部深入探索17世纪中国海洋经济活动的作品,近日由“长城砖”重新出版。书中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展现了海上商人们如何在法禁与商机间游走,以及他们如何构建起跨越东海与南洋的贸易网络,是对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深度剖析,也是对那个时代全球化初步脉动的精彩记录。与既有认知不同,即使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民间的商业活力与海洋探索精神依然生生不息。
　　□明生

武力拼出自由贸易之路
　　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在此时期,西方一批海盗冒险家闯荡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开辟新航路,把世界上原本相对封闭的各个贸易市场连成了一片。这样便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而为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场人类历史大变革、大发展的舞台上,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前我们总是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说明中国也是大航海时代的参与者。郑和的确是伟大的航海家,其船队之庞大、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无与伦比。但是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去开拓海外市场、进行国际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而是以实现“万国来朝”为目的。因此不仅在经济上毫无收获,反而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钱财,最终昙花一现。
　　《血拼的海路》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异军突起,其商船规模之庞大、海商人数之众多、新兴商港之繁荣、出口商品竞争力之强,与西方贸易相比毫不逊色,是大航海时代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海上力量。可惜的是,这股新兴的私人海上贸易长期以来被忽视、被遗忘,不仅被封建王朝视为“盗寇”,进行无情的迫害和镇压,而且在近现代的学术界,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这是一股能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使之融入世界贸易大体系,并可以与同时期的西方相媲美的新兴海上商业力量。
　　其大背景是,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但当时国内各种投资渠道并不成熟,于是商业资本大量流向海上,进入海外走私贸易活动中,促使我国民间海上贸易飞速发展。如果这时能出现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像西方那样得到政府和皇室的全力支持,中国海上贸易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大大地推进历史进程。
　　然而,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在幼年时期就遭到封建专制政府的严重摧残和武力镇压,到嘉靖年间,海禁措施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引起海商集团强烈的武装反抗,以致在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流血战争。这场战争使当时部分官员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促使明朝政府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因此到明朝万历年间,我国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海商船队在洋面上成群结队,新兴的港口日趋繁荣,对外贸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销售至海外的商品大量增加,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接轨,出现了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并开始与西方海上贸易势力争夺国际贸易的主导权。
　　《血拼的海路》认为,这是大航海时代我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时代,中国海商成为国际贸易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在全球海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海上新丝路和白银时代
　　我国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以南海为中心的海路,从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宁波、泉州、广州等主要港口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和东非。但是从明朝开始,由于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漳州月港的迅速繁盛,福建海商从江浙等地采购的生丝和纺织品大批运抵吕宋,并对接太平洋上的大帆船贸易,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海上丝路。
　　所谓大帆船贸易,是指十六、十七世纪时用大帆船将中国的生丝和纺织品经吕宋,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再转运到西班牙等欧洲各国,从而建立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环球贸易网络。通过这条新海路,南美洲盛产的白银经吕宋也大量输入中国港口。在这条新海上丝绸之路上,漳州月港是最重要、最繁荣的起始港之一。
　　大航海时代的美洲盛产白银。当时的中国白银产量有限,供不应求,银的价值和购买力越来越大,而中国出产的大量物美价廉的丝和丝织品,又需要广大的海外市场,于是占领吕宋的西班牙人便用美洲的白银与中国海商进行交换。
　　由于中国丝织品精致美观、价廉物美,深受美洲各阶层欢迎,从月港出口的丝绸不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市场,还越过大西洋,远销西班牙本土和其他欧洲国家。这样就出现了以月港为起始港和连接点、新海上丝路与传统海上丝路相衔接的环球贸易新格局。同时,通过这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流入中国的大量白银又支持了明朝财政,以至于当时的月港号称“天子之南库”。
　　《血拼的海路》指出,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不仅支持了明朝的财政,而且对明朝赋役制度、商业交易、物价薪资,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国内白银的流通量激增,白银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货币,这就为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提供了保障,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扩大了白银在赋役中的比重,促进了明代实行以白银总括赋税的“一条鞭法”改革,引发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场革命。以丝绸为主的出口货物剧增,不仅大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而且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增加财富、提高生活品质。
　　从全球史视角看,其价值同样不容小觑。海上丝绸贸易也带动了美洲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据记载,当时在墨西哥,因中国生丝的大量输入,从事加工织造的工人达一万四千余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价廉物美的丝织品不仅满足了各国贵族和富人的需求,而且广大的底层民众包括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也消费得起。
闽南乡绅的海洋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闽南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中原大地。宋朝大儒朱熹曾在闽南地区的同安县任主簿,后出知漳州府。他重教化、兴学校、倡儒学,使闽南地区有了“海滨邹鲁”之美称。但是及至大航海时代,正是在这块传统儒家思想深厚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有海洋意识的乡绅,他们思想开放、务实重商,提倡反对禁欲、多积金宝的财富观,甚至亲自组织商船队下海贸易。
　　闽南乡绅的海洋意识,反映在其言论中。他们主张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甚至主张直接与外国商人通商,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明政府把“通番”视为大逆不道,但同安乡绅林希元不仅反对攻击洋商,还主张直接与之进行贸易。他参与创办厦门海沧金沙书院,并兼任山长。该书院于1555年重刻《古今形胜之图》,此图是目前所知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境地图,还展现了当时中国人眼中的东亚和整个世界,是早期中西海洋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闽南乡绅,是漳州龙溪县人张燮。张燮搜集了有关月港海上贸易的大量资料,并亲自采访搜集月港舟师、海商的口述材料,编写出《东西洋考》一书,该书共十二卷,几乎涉及漳州月港和海上贸易的方方面面,保存了明代后期漳州地区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十分可贵的详细资料。这是中国在编写海港史和航运史方面的一次创举。
　　还有与张燮同时代的乡绅周起元,他是明代漳州海澄县人,官至太仆少卿,曾主持修建月港外港的圭屿塔,为开拓海上贸易的航路做出积极贡献。他在为《东西洋考》所作的序中,充分赞扬了月港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认为其不仅增加了闽南商人的财富,还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在海上贸易的影响下,明代一些思想家产生了反封建的自由思想,泉州文人乡绅李贽就是典型代表。泉州是对外贸易大港,有浓厚的海外经商传统,李贽家族世代经商,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尽管家道中落,但是经商族人仍然很多,对李贽产生深刻影响。李贽认为从事海上贸易谋取利润是人的天性,也是合理的。他反对鄙视海商,还对当时海商集团的首领林道乾给予高度评价,赞美林道乾“才气过人”,并认为如果让林道乾当郡守,海上一定太平。
　　闽南乡绅不仅发表了许多开放海禁、提倡海上自由贸易、赞扬海商精神的言论,而且还曾直接参加反对福建税监高寀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派御马监监丞高寀任福建税监,高寀到福建后疯狂搜刮民财,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月港海商,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不堪重负的月港海商发动了一场反高寀的斗争,愤怒的海商包围了官署,“声言欲杀寀”,并把他的爪牙参随投入海中,高寀吓破了胆,连夜逃跑。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漳州的乡绅普遍同情和支持。
　　闽南的乡绅不仅支持当地的海商反税监斗争,还在明朝京城形成一股反对海禁、支持海商出海贸易的势力,与朝廷里主张海禁、镇压海商的保守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了一定胜利,最终迫使朝廷开放月港,使之成为大航海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自由港。
　　显然,这是一段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血拼的海路》的再度出版,对重新梳理和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发展,重新评价大航海时代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实力和地位提供了新的认识,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