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带着旧时门牌号也带着当年哭和笑 济南CBD最后城中村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在高楼林立的济南CBD旁边,姚家新村显得很突兀。这些年,随着周围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这座CBD周边唯一的城中村,逐渐成了一座孤岛。有时候,外来务工者刘东升从自己租住的房间窗户向外看,感觉像一场梦——从上世纪建造的、起了皮的黄色窗框中,透过斑驳的玻璃,视线越过村里低矮陈旧的楼房,就能望到不远处中央商务区的“山东第一高”。这样的场景即将消失——随着姚家新村启动拆迁,这座CBD边最后的城中村,也将成为历史。但对于那些曾经在此生活过、打拼过,曾经哭过也曾经笑过的人来说,关于姚家新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
　　文/片　夏侯凤超　于泊升　
徐晓磊　石晟琦　济南报道　
　　
这里曾有家,简单却省钱
　　城中村最怕下雨。
　　下得大的时候,雨水总是顺着陈旧的招牌,滴滴答答地聚集在地上。最头疼的还是房子,姚家新村都是两三层的老房子,配着那个时代典型的搭建风格:房子的楼梯,架在方方正正的天井中,既方便了住户的通行,也方便采光。但一到下雨,房子就成了个天然的水缸,借着天井落到家里,流了一院子。
　　最近几次,雨总是来得很突然。刘东升租住的房子里湿漉漉的,但他却顾不得收拾。整个院子十几间屋子,本来住着十几口子人,随着一纸拆迁通知,“室友”们都陆续搬走了,只有他拖到了现在。
　　拆迁的消息,他是从工友口中得知的。54岁的刘东升老家河南濮阳,出来打工的人来自天南海北,茶余饭后的时间无非就是聊个天,在这儿待得久了,他们的消息有时候比房东还灵通。手机上的消息显示,文博西片区征迁即将启动,还标了征迁范围。刘东升不知道哪儿是文博西,只知道自己又要搬家了。
　　刘东升平时在工地接散活,搬砖、刷墙啥都干,和千千万万个农民工一样,哪儿有活去哪儿,居无定所。前段时间,老乡给他介绍了个济南的活儿,他就来到了济南CBD附近的一处工地。工友们告诉他,住姚家新村便宜,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就行,好多人都在住。
　　那是刘东升第一次踏进姚家新村。说是村子,里面啥都有。两条主干道是村里的“商业街”,但最多也就勉强错开两辆车。一座紧挨一座、低矮的三层建筑,一楼是商户,耷拉在头顶的电线,遮住了陈旧的招牌。年头久的饭店招牌上泛着厚厚的油灰,还有理发店、超市、烟酒店,形形色色。住房就分布在村里的几条小胡同里,墙上到处都是手写的租房信息。
　　刘东升没什么行李,也没啥讲究,在村里转了一圈,就挑了个便宜的住下了。对刘东升来说,这只是个容身睡觉的地方,在外打工,省钱最要紧。
　　这也实在是座简陋的房子:三层,每层都有四五间,每间都住着人,十多口子人,共用院子里一个水龙头。他的房间在三楼,推开门,一张床就占了一半的空间。西墙上用绳子挂起了一块旧布,防止掉落墙皮墙灰,这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照明除了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之外,主要靠东边一扇年代感极强的旧窗户。阳光透过方形格子窗照进来,格子窗的形状投射到床上。从窗子向外看去,CBD高楼闯入视线。
　　有时候,刘东升会往窗外看看,他从不眷恋自己参与过的“大建设”,因为那些繁华离他很远。但城中村里的鸡零狗碎,让他觉得更真实。每天,刘东升们都会从这里出发,奔向城市的各个角落,用他们的汗水,换取生活的希望。
　　他们和这个即将拆迁的姚家新村一样,曾经来过,然后成为历史。
从“香港街”到“姚家路”
　　这几天,城中村涌进了许多人和车,浩浩荡荡。
　　最多的是搬家公司。货拉拉的车一辆接一辆,停在一座座房子、商铺门口,人们接力把东西运到车上。找了多年都没找着的画册、压在箱底的结婚证、孩子上学的第一张奖状……尘封的记忆随着旧物呼啸而来,又随着搬家车缓缓驶去。
　　王志国拉着辆运货的小车,成了城中村里回头率最高的人——小车上,是一台梅花牌缝纫机。
　　王志国曾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几年前搬进楼房后,他就从“房主”变成了“房东”。这几天,他时常走到村里,租客都搬走了,他留下来整理老家最后的家当。这台梅花牌缝纫机,是当时老济南缝纫机厂出品的,那时候可是凭票才能买的“传家宝”。虽说已经过去几十年,王志国发现拭去灰尘后还能用,他打算把这台缝纫机拉到妹妹家。
　　王志国见证了姚家新村小楼平地起的年代。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远处的CBD更是一片玉米地。那时候,村里的人开始建房子。家里没钱的,就先盖一层,有钱了再加个窗户、安上门,慢慢添置。房子盖得多了,人气儿多了,村里也慢慢变得热闹起来。
　　让姚家新村声名大噪的转折,在1997年。那时候,原姚家新村村委会将土地租给村民,村民便沿街建设起商铺,规模越来越大,就成了一条有名的商业街。正逢香港回归,坊间便取了个“香港街”的名号。
　　“一条街上,全是门头房,饭店、茶楼,热闹得不得了。”回忆起当时的繁华,王志国记忆犹新,“一打出租车说去香港街,没有不知道的。”
　　就在王志国日子一天天变好的时候,来自德州的赵顺利生意也越来越红火。2007年,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四五十平方米的餐馆里,紧凑地摆着七张小桌子和一张大桌子,主营家常菜。那时候,门口支个桌子,摆上灶台就是厨房。桌子和马扎往外一摆,升腾的烟火和炒菜声就是招牌。
　　北边的香港街人来人往,赵顺利的店内店外都坐得满满当当。三块钱一盘的土豆丝桌桌必点,夏天的啤酒一扎一扎地要,赵顺利两口子忙不过来,干脆雇了两个员工,这才勉强维持运转。不仅这一家店,这一片的生意都热火朝天。
　　“香港街”转型成“姚家路”,是在2012年。经过几次整治后的姚家路,不见了摊贩,拆除了平房,更加整齐和宽阔。再后来,周边建起了CBD、高层住宅。
　　但姚家新村里依然如旧,沧桑、落寞、年代感十足,与周围的繁华格格不入。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里的搬迁是早晚的事。
城中村和CBD一样有梦
　　只是,当搬迁真正到来时,无论是村民、商户还是住客,都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城中村为在此停留的人们,曾给予了一个最基础、最简单的“家”,这里留下了他们太多的回忆。
　　城中村里的商业街,卖的东西与别处不同。
　　在别处最不常见的,是安全帽、迷彩服、胶鞋和手套,甚至还有外卖骑手服装。很容易理解这些物品为何集聚于此,城中村住宿和消费价格低廉,吸引最多的便是周围的打工人。有人形容这里是个“小社会”:里面啥都有,餐馆饭店、五金百货、发廊浴室等等。
　　拆迁前的姚家路上,北边是在建工地,南边是商铺。一碗大份板面7块,一份水饺10块,还有羊汤、烧饼、肉夹馍、炸鸡柳,馋了还有烤鸭。没有精心设计的招牌,更多的则是把店里有啥直接贴在门口。附近的农民工最常光顾这里,便宜又顶饱。
　　中午时分,板面店热闹起来,工人下工了。这家开了十几年的板面店,装修从未变过。挂在店里的表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店里纳凉用的是电风扇。店铺一年租金三万多,靠一个个饼和面维系起来。这样的生意,似乎与电扇更搭一些。
　　不同工地的人们聚集在此,有时候会讨论工钱多少。但更多时候大家吃完就走,互相不认识,也没有交集。
　　10元以内的快餐是最受欢迎的,但偶尔也会有包工头带着下馆子解馋。赵顺利开店的17年里,见到了天南海北的人,湖南、湖北、江苏、云南,操着不同口音的工人们,在这儿喝酒解乏,包工头买单。酒也多是二锅头,有时候一瓶一瓶地还不够喝。赵顺利说,工人们好不容易能“宰”一顿包工头,都使劲吃使劲喝。
　　喧嚣过后,夜晚的城中村也陷入平静。大家分别回到各自住所,有时候也会遇到晚归的室友。说是“室友”,但对于在这租房子的大部分人来说,维系他们的,大概也只是墙上的涂鸦和留言。“请不要向下水道倒垃圾、剩菜剩饭、菜叶,发现以上者罚款100元”“不要吵架,不要骂人”。住在这里的租户普遍文化程度都不高,哪怕是留言也错误百出,但这都不重要。
　　关灯躺在床上,伴着身体的疲惫很快就能入睡。城中村的热闹与拥挤、破旧与逼仄,也都抛到了脑后。城中村的人们和CBD里面的人们一样,做着一个个天马行空的梦。
拍张照片然后告别
　　离要搬走的日子越来越近,赵顺利也不再进货了。冰箱里还有些豆角、花菜和肉,卖完就搬。店里几乎没有生意,大家都在忙着搬家,城中村的人和物都越来越少。
　　最近,店里迎来了一位很久不见的老主顾。
　　53岁的房学军曾经在城中村住了5年,前几个月在沸沸扬扬的拆迁声中,他从这儿搬走了。房学军曾是店里的常客,从东北来的他在济南谋了份保安的活,下班后有时就会到这儿来。一盘花生米、几瓶啤酒,这就是他的生活。
　　最近,房学军回来的次数挺多,他想再看一眼这个曾经待过的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盘花生米、几瓶啤酒,和老板拉着呱,看着店外忙忙碌碌的车和人。他喜欢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城中村比高楼大厦更让他有家的感觉。但他也知道,这里终将会成为一片新的高楼大厦,到那时候,回来如果能干保安的话,说不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姚家街上,超市里的东西也所剩无几,显眼处挂着黄纸黑字的通知,“最后几天,马上搬走,全场清仓”“赔钱大处理,男女服装全场10元起”。老板坐在门口的马扎上扇着蒲扇,和旁边正在搬家的米线店老板聊天。十几平方米的米线店,干了几十年,竟也收拾出了一货车的东西来。
　　米线店老板找好了新店铺,就在临街,但超市老板还没找好,他也想“躺平”了,“找不到就慢慢找,再找不到就算了,回家养老。”不管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想未来带着孩子看看这曾经奋斗的地方。
　　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67岁的张建华坐在自己的房子前,支起了一张桌子,拿起茶壶和茶杯,给自己倒了一盏茶。身后是自己四十年前亲手盖的房子,一开始是一层,后来有钱了加盖一层,再后来又盖了一层。张建华在这里结婚生子,城中村见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年纪大了,张建华对家的情结更深厚。前几年搬走后,张建华每周都会回来看看。他在租出去的房子里,给自己留了个小房间,回来能有个歇脚的地方。现在,租客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杂物零零碎碎地堆了一地。空荡荡的房间里,墙上还张贴着张建华儿子上小学时的奖状。如今,儿子都有孩子了。
　　城中村支撑起了很多人的梦。饭馆老板赵顺利,从20多岁一无所有,一锅一锅地炒了30多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保安房学军,只身一人来到济南,他最大的愿望是攒够了钱回老家；农民工刘东升,从城中村出发,辗转在城市中一个个“大建筑”里,那头是等着用钱的老婆和孩子。
　　也是在这几天,张建华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邻居们。住楼之后,老邻居们见得不多了。直到回到城中村,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更鲜活了——有的邻居运走了梅花牌缝纫机；有的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拍着拍着,泪就流了下来；有的聚在一起,讨论着未来这里将建成商务区、住宅,以前的姚家新村也要“上档次”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大家希望,城中村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天黑了,张建华也要回家了。他递过手机,让记者给他拍个照。张建华坐在马扎上,养的小土狗跑过来,乖巧地趴到他脚下,上方是家里的门牌号。张建华说,他要把门牌号好好收藏起来。
　　照片定格,这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