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这只猴子究竟是怎么来的? ——“黑神话”的历史真相 　　近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短短几天,销量和预售额便接连刷新中国游戏史单机游戏纪录。这款现象级产品不但在业界产生强烈反响,也使得《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再次得到关注。
　　其实,关于孙悟空,早就有人关注了,甚至在一百年前,胡适和鲁迅还因此杠上了。而且两人的争论,竟让学术界吵了近百年。那么,悟空这只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梁悦琛

鲁迅:孙悟空是“国产”的
　　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孙悟空这只神猴原型,很可能就是《山海经》记录的淮涡水神巫支祁。同年,胡适则认为,该猴子并非“国产”,而是自印度进口的哈奴曼神猴；至于鲁迅所认可的巫支祁形象,虽有可能是这只“神猴”演变至今的原型之一,但若要论根源,则还要以“外来说”为准。
　　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神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出场就彰显不凡。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灵石孕育的石猴,在吴承恩的设定下,在西游神话世界里几乎上天遁地,无所不能。
　　无独有偶,《山海经》中记载的水妖“巫支祁”,最早便诞生于豫南桐柏山的花果山间,为天生神猴,娶龙女为妻,并在洪泽湖内设立龙宫,自号水神。巫支祁能言善辩,通晓世上一切水系的地势高矮、水流深浅,长得也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身手迅猛且力大无穷,无论是搏击跳跃,还是快速奔跑,只要一动身,只消瞬间就能走出十万八千里开外,让人根本无处觅其踪迹。
　　作为上古时代的黄淮水妖,巫支祁还曾阻挠大禹治水。传闻,大禹当年为治理黄淮水患,曾三度驾临淮河源头桐柏山区。每次,大禹一行来到桐柏山,巫支祁就会掀起阵阵妖风,直刮得电闪雷鸣、竭石哀号。见多识广的大禹知道,这一定是巫支祁在作祟,遂召集随行诸神及各部落首领商讨对策,并命自己的手下大将夔、龙首战巫支祁。然而,慑于巫支祁的强大,各部落首领临战怯阵,不愿出力,大禹派出去的剿妖神军也大多败下阵来。直到巫支祁遇到神将庚辰后,方才力竭战败,为大禹及庚辰合力所擒。
　　考虑到黄淮水患多由巫支祁而起,大禹给巫支祁的脖子锁上大铁链,鼻子穿上铜环,押至军山之下,以山石永镇之,黄河、淮河之水遂顺流入海,天下太平。
　　大禹抓巫支祁的故事,后来也成为“禹王锁蛟”传说里的一个版本。根据这则故事,宋代名相李昉等人在编撰《太平广记》时,有意引唐朝小说《戎幕闲谈》,为禹王锁巫支祁续写了一则神话传说:“有李汤者,永泰楚州刺史,问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霎时风涛陡作,有一兽形如猿猴,高五丈许,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张目若电,顾视人群,欲发狂怒。观者畏而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曳牛入水去,竟不复出。”
　　史载,吴承恩为人“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动笔写《西游记》前,曾长期在淮安、南京等地读书求仕。以吴承恩的性格和学识,他阅览过《太平广记》的可能性极大。
胡适:孙悟空是“外来猴”
　　尽管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与巫支祁都是叛逆且不服管教的猿猴,但不同的是,孙悟空被镇压五指山之下,只是为了等待唐僧西天取经,算是故事的开始；而巫支祁被锁于龟山之下,则完全没了被驯化的过程,反倒是以作恶的力量在民间形成一个正面的形象。
　　自从巫支祁被镇压后,在淮河中上游的巫支祁神话中,百姓就开始同情它的遭遇。当地民间神话称,巫支祁乃孝子化龙,作恶无非是因为想摆脱身上的封印早日回家。在淮河中下游,百姓又多崇拜巫支祁的强大,称其为“水猿大圣”“水母”或“水母娘娘”。到了元代,淮河流域百姓对巫支祁的信仰达到历史的高潮。杂剧作家杨讷在其成名作《西游记》杂剧中,首次通过孙行者自报家世的方式,向观众介绍了骊山老母、孙行者与巫支祁三者之间的姐弟、兄妹关系,借此进一步印证巫支祁的绝对神通。
　　可见,通过元杂剧及民间神话的渲染,在淮河流域,巫支祁“女性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即使身为淮安人的吴承恩创作孙悟空时,确有参考过巫支祁的形象,以其为孙悟空原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鲁迅的观点存疑,胡适的看法就一定正确吗?
　　事实上,胡适的观点参考了俄国男爵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的猜想。钢和泰是20世纪初著名的汉学家、梵语学者。为了研究梵语,胡适、陈寅恪、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季羡林等都曾拜他为师。
　　钢和泰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故事与希腊、印度及西方诸多神话故事类似,都是各类神话流传演变之后,作者从中摘选关联信息总结出来的一个完整神话体系。也就是说,在吴承恩撰写《西游记》以前,西游故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
　　根据钢和泰给出的指引,胡适很快找到了一部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宋代小说。这部神话小说的作者首次将玄奘西行写成了一个虚构的神话,并为其配备了以猕猴形象现世的“猴行者”,一路保驾护航。在介绍“猴行者”的章节中,作者为突出其形象,还专门替“猴行者”取了个外号——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并介绍猕猴王在遇到玄奘之前,曾因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被天庭发配至“花果山紫云洞”。
　　胡适认为,吴承恩开篇就将孙悟空引至花果山水帘洞并非巧合,很有可能是在阅读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为避免与前人所写内容产生重复,才发明了一个“花果山水帘洞”来续写孙悟空的传奇。
　　另外,猴行者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以“八万四千”来计数也并非胡诌。胡适考证说,在佛教概念中,八万四千常常用于表达很大的虚数,如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佛、八万四千劫等等。因此,他坚信,猴行者若与佛教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么“孙悟空”这只神通广大的猴子,其形象原型也必然源自某个印度神猴。
　　巧合的是,在印度最早的史诗《罗摩衍那》里,还真就记载了一只法力无边的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哈奴曼是风神之子,红脸,短粗脖,全身长满白色的毛,拥有火眼金睛及四张脸、八只手,还有一条巨长且巨粗壮的尾巴,活脱脱就是中国神话里“哪吒+孙悟空”的嵌合体。
　　与孙悟空一样,哈奴曼也懂多般变化,还能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就从印度半岛的最南端飞到斯里兰卡。而且,自出世之日起,哈奴曼就已习得“大闹天宫”的本领,在天界大吼大叫,还差点把太阳当成仙桃吞到肚子里。在印度神王因陀罗的阻挠下,才没因此闯下大祸。
　　初生的哈奴曼经常闯世界翻筋斗。一次,飞跃楞伽山(即斯里兰卡,传闻佛曾在此处讲经)时,不慎钻进罗刹女索拉萨的肚子里,将她的肚子胀破。罗刹女在印度神话中就是各类女妖、女魔、女恶鬼的总称。有趣的是,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几乎每回解救被女妖掳走的唐僧时,总要闯入女妖怪的肚子中一探究竟。
　　由于《罗摩衍那》主要讲的是阿逾陀国王子罗摩(印度主神毗湿奴的化身)解救妻子的历险过程,因此在撰写这部神话时,作者也用了近似唐僧渡劫的笔法,给罗摩安排了多个助他历劫的帮手,“风神之子”哈奴曼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哈奴曼修成的“正果”是通往幸福的爱情,但以其为孙悟空原型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进一步确认。
　　陈寅恪也是钢和泰的学生。通过研究佛经,陈寅恪发现,中国古代许多章回体的小说与敦煌经书里的佛教故事系出同源。他据此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汉化过程中,佛教徒有意为之。他又以另一部佛典《贤愚经》作为复证,发现“大闹天宫”的桥段并不止出现在一部印度神话中,但奇怪的是,所有记载着“大闹天宫”的印度佛典一经传入中国,就会被人统一整合,流传至今。
　　如此看来,以胡适为首的“哈奴曼说”似乎是目前最接近孙悟空原型的猜想。
或是多元混合艺术典型
　　可细想一下,无论是胡适还是陈寅恪,似乎从未提及《罗摩衍那》何时传入中国,也未介绍《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万一这部史诗传入中国之前,西游故事已在华夏大地成型,这样的论证岂不本末倒置了?
　　在《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史学家季羡林则指出,孙悟空是一个受多元文化影响、兼收并蓄的艺术典型。他认为,孙悟空这一形象初期的确有借鉴《罗摩衍那》的痕迹,但在后期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还是免不了要沾染上一些“巫支祁”的元素。所以,与其给孙悟空形象判定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倒不如说“孙悟空”是吴承恩在总结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文化后创造出来的一个“不老神话”。
　　于是,在季羡林提出“阶段融合说”之后,学者们又为“孙悟空”找来了更多的现实原型,如“石磐陀”“车奉朝”等。
　　最早提出“石磐陀”为孙悟空原型的,是古典文学专家张锦池。在其所著的《西游记考论》中,张锦池指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应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玄奘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石磐陀之于玄奘,两者的关系有太多相似性。譬如,石磐陀是在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收的第一个弟子,而孙悟空与唐僧关系的开始,正是由于唐僧西行历险,孙悟空乃出。
　　敦煌学者段文杰考证,今天甘肃省瓜州县东南约90公里的东千佛洞内有两幅“取经图”,描绘的正是当年玄奘西行取经的场景。壁画中,玄奘后面跟随着一位满脸长毛、两眼环形、鼻孔向前、獠牙外露的猴形人,就是真实的石磐陀。
　　据考证,石磐陀的家乡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一带。唐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取经时,途经瓜州,曾在当地寺庙讲经一月有余。其间,胡人石磐陀受其感化,自愿牵着识途老马助玄奘夜渡葫芦河、闯玉门关、越五峰、入新疆。
　　由于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唐僧取经,胡僧帮忙”讹传成了“唐僧取经,猢狲帮忙”。加上石磐陀姓“石”,且形似猴子的外表,《西游记》里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花果山山顶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石猴”的故事片段。
　　不过,与孙悟空相比,石磐陀面对困难却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玄奘西行时,正处于唐朝立国之初,国际关系不稳,朝廷也没有同意玄奘出境的请求。可为了求取真经,他还是毅然走上了“偷渡西去”的道路。玄奘与石磐陀抵达新疆时,“西行”也才刚刚开始。考虑到自己可能背负偷渡的罪名,更何况西域之外前路茫茫,石磐陀遂打起了退堂鼓。他不顾玄奘的阻拦,毅然抛下了师父,强迫玄奘与其划清界限,并调转马头一路向东,让玄奘一人在大漠中受尽风沙的摧残,艰难西征。
　　或许是考虑到石磐陀的劣根性,吴承恩在创作孙悟空形象时,才会写出孙悟空中途多次放弃取经的念想,需要唐僧念“紧箍咒”方能改邪归正。
　　虽然没了石磐陀的帮助,玄奘的西行之路困难重重,但总算有惊无险。贞观十六年(642),一路风尘的玄奘终于抵达了梦想的取经之地——天竺。在那里,信仰佛教的戒日王感念他的辛苦,特地给了他一本“通关文牒”。从此,玄奘正式成为有牌照的取经僧人。
　　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主要从事译经工作。在返回大唐后的约二十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经书广泛影响了唐朝僧人,因此,继玄奘之后,唐朝又有义净、惠日、车奉朝、玄照等僧人西行取经。
　　好巧不巧,在这些西行的僧人中,车奉朝的法号就是“悟空”。
　　据《泾阳县志》记载,车奉朝是北魏鲜卑贵族的后裔,自小天资聪颖,喜欢汉籍典章。20岁那年,曾以随团将军的身份,护送罽宾国(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使者返回西域。此后六年间,车奉朝随团走遍了安西、帕米尔高原,最终在罽宾东都犍陀罗卧病不起。
　　使团东归之日,车奉朝也没能病愈。留在犍陀罗养病的他,遂拜当地的“三藏法师”舍利越摩为师,剃度为僧,取法名达摩驮都,在那烂陀寺学经三年。之后,学业大成的车奉朝开始效仿唐玄奘,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各国,访佛家遗迹,学习梵文。圆满取经后,才发愿东归大唐。由于他的经历十分特殊,待车奉朝于贞元六年(790)返回大唐时,唐德宗已早早为其安排了去处,敕命车奉朝住在长安章敬寺,并赐法号“悟空”。
　　贞元十六年(800),高僧圆照在编撰《贞元释教录》时,以车奉朝在罽宾、天竺、安西、河西传教的经历写成《悟空入竺记》,纪念其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于是,在日后西游故事的流传演变中,“悟空”“三藏法师”“入竺”等元素便被道听途说地融合到了孙悟空身上。车奉朝虽然不是玄奘的弟子,但他的精神一点也不输给玄奘。就冲这一点,吴承恩将其当作原型融入孙悟空的创作中,亦可以理解。
　　自胡适与鲁迅论战算起,时至今日,关于孙悟空原型的讨论已过去整整百年。虽然仍无定论,但,这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时而看见古老的神话,时而看见真实的历史。　　　　据“最爱历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