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人与人之间,常常讲“缘”。有缘人的一生,会在不同的阶段,多次与苏轼相遇。郑培凯少年时就喜欢读苏轼作品,以后每次再读,多有新的体会。他闷在家里整整三年,把苏轼诗文来回看了好几遍,同时也是书法习作的主要对象,重新领悟苏轼的烟雨平生,于是有了这本《烟雨任平生:郑培凯讲苏轼》。苏轼超越人生苦难的心史,仿佛造物者之无尽藏,让俗世凡人开悟。
　　韩潮苏海,苏轼是韩愈的异代知己。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苏轼盛称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黄州、惠州、儋州,颇堪比较。
　　苏轼在风雨交加的严冬,千里跋涉到了黄州,即写《到黄州谢表》。元代袁桷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东坡黄州谢表》中说:“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远矣。”将两篇谢表相比,认为苏轼的骨气比韩愈高上一筹。苏轼钦佩韩愈,他的《黄州谢表》因袭了《潮州谢表》的写法,文辞上也有依样葫芦的痕迹。韩愈因谏迎佛骨遭贬,到潮州担任刺史,虽属于贬谪,却是有实权的地方官,只不过是驱赶到边远的瘴疠之地,远离权力中心。苏轼贬到黄州,不准签书公事,是受地方监管的人士,与韩愈的处境有云泥之别。韩愈在谢表中抱怨连连:“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他说自己贬谪在外,没有机会参与国事大典,以报效赎罪:“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恋栈在朝廷风生水起的日子,哀怨远离权力中心,不免对自己谏迎佛骨遭贬有些后悔,即是袁桷所谓“有哀矜悔艾之意”。苏轼抵达黄州,写《到黄州谢表》时,年四十五岁,比韩愈小五岁,却没有听到苏轼戚戚嗟嗟,喊死嚷活的。相比之下,苏轼遭到厄运,处之泰然,不像韩愈那样呼天抢地。不过,苏轼一向心服韩愈,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最后作诗,联系自己经历的遭遇与感慨:“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发下大荒。”
　　苏轼的性格,随遇而安,颇似他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作文的秘诀:“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有好吃的当然要吃,黄州鱼美笋香,猪肉也不错:“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在1081年之前,没有“苏东坡”。他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坡地上躬耕自足,自称“东坡居士”,这是四十六岁以后才用的名号。所以,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他才是苏东坡,其中浸润了血泪。他前途茫茫,当然也有迷惘的时候,不知贬谪的日子会延续到何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豁达开朗,面对艰难。
　　苏轼的《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帖后有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是苏轼书法的知己。“树梢挂蛇”“石压蛤蟆”,两大书家虽互相调笑,却相视莫逆,成就一段佳话。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中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年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三十四岁诗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在自娱自乐之中追求艺术情趣。苏轼四十六岁时,唐姓朋友向他展示智永、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书迹,他写了《书唐氏六家书后》:“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有些人自夸草书写得好,却不会写楷书、行书,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先掌握了楷书的诀窍,才能写好行书,然后才能写草书。还不会站立,不会走路,就想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与苏门学士来往密切的晁以道说:“近见东坡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挽得数万斤起,可以言文字已。”苏轼认为作文要胸中有浩然磅礴之气,才能笔力万钧,书法亦然。
　　苏轼心服颜真卿书法,对《争座位帖》十分倾倒,在《东坡题跋·题鲁公书草》中说:“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启功认为苏轼《定惠院寓居诗稿》:“书亦天真烂漫,颜鲁公《争坐稿》不能专美于前。”相比之下,苏轼的草稿更为纷乱潦草,其中可能反映了苏轼心境的游离失所与忐忑不安。郑培凯既写诗,也写书法,于此别有会心:“假设苏轼不是凡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基本能记得住灵感砸下来的诗篇,但还是会修改词句,以成定稿。从这两首诗的诗题《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就可知道,苏轼借住在定惠院僧舍,夜里出去散步,心里感慨自己遭贬到黄州,一个人形单影只,借住和尚庙里,只能夜里出外散散心。偶出之际,灵感突如其来,回到住处,赶紧写下触动自己内心的一首诗。写了一首,尚未尽意,接着前韵写了主题相连的第二首诗篇。你说,他原诗的草稿,笔迹能不潦草吗?”这一番推理,颇合情理。
　　在惠州嘉祐寺,苏轼有了新的人生感悟,《记游松风亭》中说:“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以此观之,则人生进退自如。
　　最后北归,苏轼“青山一发是中原”。《独醒杂志》卷二记载:“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苏轼心底浮现的应是韩愈,“好收吾骨瘴江边”之慨,曾得几多异代知己的共鸣。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烟雨任平生:郑培凯讲苏轼》中郑培凯说:“从他在岭南书写的诗文,我们看到,他也有失望与挫折的时候,也曾面临彷徨迷惘的歧途,但是,他善于汲取儒释道中光明开朗的启示,配合天生善良的性格,总是能够超越狭隘的私欲,成就海阔天空的理想追求,完成光风霁月的人格。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苏轼贬逐岭南,是他个人的灾难,却给后人提供了照亮暗夜的灯光。”苏轼在岭南山一程水一程,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南蛮”的礼遇,可见天佑善人,寻常百姓质朴的人情味绵绵不绝。
　　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见惯云起云落,苏轼身历苦厄,而此心光明。他的烟雨平生,正如月印万川,照亮无数后人的生命长河。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