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背后的“文博人” 　　侯良是湖南省博物馆建设、发展,以及马王堆汉墓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利用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从1969年11月进入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与马王堆汉墓打了一辈子交道。2021年夏末,侯弋走进爷爷侯良的书房,将爷爷生前的日记、手稿等整理成书,是为《马王堆考古手记》。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相关的图书出版不下百种。在这样一个节点,这本《马王堆考古手记》意外解锁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感受。这是一本严谨、丰富的考古手记,是一本精彩的马王堆科普读物,同时是一本无比珍贵的“日记”,蕴藏着情感汹涌、独一无二的家族记忆。许多历史现场的细节,在纸页间一一清晰浮现出来。
　　□长庚

艰苦发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曾率领一批考古人员到长沙进行勘察,根据封土及有关情况,例如土层分布、土中掺杂的文物碎片等,认定长沙东郊马王堆干部疗养院这里东西相连的两个大土冢是汉代墓群。
　　1972年1月16日,马王堆一号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今天看到的马王堆汉墓陈列,主要就来自一号墓,包括辛追遗体。如果回溯当时的发掘情境,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这么多瑰丽、珍贵的文物是在极端艰难的状况下被发掘和保护的。
　　首先是经费不足。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员工不多,再加上没有经费雇请足够的工人,劳动部门更是不准在农村雇工,怕影响农业生产,他们只好在市区找了20多个待业青年。主力仍然是博物馆的人员,当时全馆职工有42人,除掉老弱、炊事和值班人员,每日能上阵的平均是30人。没钱请人,也剩不下什么钱买工具,购置了60把锄头、50个胶卷,这差不多算是极限了。还得考虑伙食问题,当时职工的粮食定量是男士14千克、女士13千克。后来博物馆向粮食部门申请补助,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可以补150克粮、2角钱。
　　其次是交通不便。湖南省博物馆离马王堆大概有6公里的距离,当时路途已经算是很遥远。别指望有车接送,大家提着工具,连自行车都不方便骑行,何况当时自行车也并不普及。
　　再次就是发掘环境的问题。在医院内部发掘,虽然它是文物保护单位,像是医院里的一个自治区域,但终归是“寄人篱下”。天晴时大家还能在外野餐,但到了雨天,就只能蹲在屋檐下吃饭。
　　最后还有天气的问题。发掘基本在春天完成,而长沙的春天几乎就没有晴天。
　　随着墓坑挖深,进度越发迟缓。因为阴雨不断,大家都怕高耸的土墙引发塌方等安全问题。没有办法改善硬件,只能靠集体的力量。据《马王堆考古手记》描述,当时工作人员到各个学校请求支援,希望每天能有一所学校派两个班的学生来协助发掘,由博物馆负责午餐。学生每天来到后,在墓穴的四个角上按辐射形状站成8列,组成四条长长的人工输送带,把土从坑里提出来再往外传送。大多数学生也都没有雨具,被淋得七零八落。因为泥土湿黏,在最外层倒土的学生,要直接用手去抠下来,一不注意就会被竹篾刺伤。
　　这样的场面,侯良直到晚年想起,都会感动不已。从他留下的日记中看,3所大专院校和9所中学的1500人先后参与了发掘工作,没有这些学校及其学生的支持,马王堆一号墓发掘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从1月16日到4月28日,整个马王堆一号墓抢救性发掘正式结束。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筑出了这个巨大的墓穴。两千多年后,考古工作人员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一次抢救性发掘。
“老太太”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轪侯,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就算在他生活的年代,数风流人物可能也很难数到他的头上,更不用说他的夫人辛追。但因为天时、地利等偶然因素,辛追在今天成了一个历史的奇迹,这是她活着的时候绝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侯良习惯于叫辛追“老太太”。但辛追去世的时候也不过50岁出头,放到今天根本称不上“老太太”。只是在古代,50岁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年纪了,毕竟古语有“五十知天命”。她也应该做了祖母,成为家族的大家长。
　　辛追的棺材初到博物馆的时候,正值长沙初夏,温度逐步上升,不仅热,也很潮闷,对尸体保存很不利。工作人员每天去冰库买冰回来,把敲碎的冰块装入塑料袋里放在“老太太”周围,大的冰块用盆子装着放在下面,这样她周身的温度基本维持在12℃左右。但在物资不够富裕的1972年,每天买冰到博物馆给老太太降温,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有时候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冰。
　　侯良咨询过北京、上海的微生物研究部门,但对方都回答没有古尸保存经验。这时候,正好湖南医学院青年教师刘里侯来找他,跟侯良说他们学校复课后,解剖课没有尸体,能不能把古尸给他们上课用。侯良忽然想到医院对保存尸体有经验,不如就借机找他们帮忙保存。刘里侯回到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组,跟王鹏程副教授报告了这件事。王鹏程一行人第二天就来到博物馆,了解具体情况。
　　5月8日,王鹏程带着药品和用具再次来到博物馆。他首先对辛追遗体做了胸、腹腔的穿刺,用来做微生物的分离培养试验。接着,对她做了一个基本的体检,发现关节都还保持了一定的灵活度。在将辛追遗体经过流水漂洗和7℃的水浸泡后,王鹏程开始给辛追做防腐注射工作。先是动脉注射,接着是局部注射。进行手臂血管注射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药水在辛追的血管里流动。
　　5月17日,王鹏程对辛追进行了第二次防腐处理。他先给“老太太”的牙做了检查,然后给她做了X射线摄影。这次主要向体腔和各部位做局部注射。
　　6月9日,王鹏程给辛追遗体进行了第三次防腐处理,注射部位和防腐液用量跟第二次类似。接着王鹏程用绷带和纱布包住“老太太”,把她放在4.5%—5%的甲醛溶液中,并采取了避光措施。这个时候,为了避开博物馆里趋之若鹜的参观者,辛追被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一躲就是半年。直到李政道来参观,辛追才回到博物馆。
　　后来,辛追遗体成了文物,需要至少保存、展览200年。湖南医学院拟定了一个保存液配方,侯良奉命去上海找有关单位研究防腐液的配方、防腐液和有机玻璃棺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借着当时全国的“马王堆热”,他在各个相关单位做了不少发掘和研究报告,大家对马王堆都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也尽量满足他的请求。
1号讲解员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后经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1972年正值中日建交,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日本媒体透露他想到湖南来看一看马王堆。国家文物局考虑到出土文物还在整理和保护之中,不方便直接对外宾开放,在请示后,决定把一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调到北京,挂在故宫博物院的外宾接待室中,待田中角荣参观故宫的休息间隙给他参观,并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自讲解。侯良当时负责护送T形帛画前往故宫。
　　离休后,侯良出版了《神奇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传奇》《尘封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西汉文明之光》等多部关于马王堆汉墓的学术著作。马王堆三个墓一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帛书、帛画、竹简、漆器、陶器、兵器、乐器、丝织品、农畜产品、中草药等。侯良在他第一本马王堆著作《神奇的马王堆汉墓》后记中,提到了夏鼐的一句话:“一个古墓就等于一本古书。”
　　对于马王堆文物的研究,侯良喜欢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协作”来概括。由于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是多元的,分属不同领域,因而不同门类的文物由不同的专业机构、组织来研究。同一类文物也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例如出土的三十多种帛书,内容从历史、哲学到医药、科技无所不有,需要不同的学科单位进行研究、诠释。同一件文物也可以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价值,例如乐器本身的形态、发声方式由乐器研究所进行研究,而它的制作材料、上色工艺又由木材、化工、动物、植物等研究所进行研究。
　　侯良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他主要从事的是艺术教育、文化系统行政管理工作,他会成为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的领导者之一,其实也是天时、地利等偶然因素造就的。相对于考古学家而言,侯良的身份和主要职能更偏向博物馆学家,他将考古成果系统、科学地展示给大众。
　　2003年湖南省博物馆新陈列大楼落成开放,当时博物馆的主要展厅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陈列”,而侯良成了湖南省博物馆1号讲解员。
　　侯良去做义务讲解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继续工作。他曾立愿要为人民服务60年,这是他最后一程。当时他已经76岁了,早在1985年就退居二线,1989年收到了离休证。但是他没有想过停下来,离休证发下来的时候,他手上还有110万字的《湖南省志·文物志》初稿要继续编纂。经过了几年时间的调研和修改,该书在1995年得以出版。
　　据《马王堆考古手记》介绍,2003年到2009年六年间,每周一、三、五从上午开馆到下午闭馆,侯良风雨无阻去做义务讲解员。侯良家离湖南省博物馆并不是很远,大概是5站公交车的距离,但因为他视力下降,出行有一点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一只眼睛只能分得清白天黑夜,另一只眼睛可见模糊的人影。尽管这样,他仍然坚持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博物馆,就像所有的义务讲解员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在公交车站,他都需要问路人他要坐的公交车有没有来。博物馆也有人提议,派车接送他并不麻烦,但他拒绝了。他在展厅游走讲解的时候,更多靠的是一种肌肉记忆,而不是用眼睛去看。
　　从那时开始,湖南省博物馆逐步进入国家先进博物馆行列,环境一年比一年好,观众一年比一年多。发展到现在,湖南博物院已经成为院舍总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央地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这背后,有无数像侯良这样的文博人,他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这也是他们一代接着一代“愚公移山”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