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文才与仕宦之间的相互关联已颇为时人瞩目。文人在官场、文坛的位望也会影响时人对其具体文学作品的评价。
　　南北朝时期较早对文学、权位之关联进行系统论述者,当属卢思道《仰赠特进阳休之序》。其云:“夫士之在俗,所以腾声迈实,郁为时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则弘道立言,师范雅俗;位则乘轩服冕,变代天工;年则贰膳杖朝,致养胶序。”在卢思道看来,“才”“位”“年”是俗世眼中成功者必备的三大途径:“才”是弘道立言的文事能力,“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能力,“年”则是年高德劭的道德影响力。三者若得其一,自可“腾声迈实,郁为时宗”。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者并非彼此孤立,“才”与“位”往往相辅相成,“年”则是前两者促成的结果。
　　“才”不因“年”“位”而贬损其独立价值,即使“年”促“位”卑,仍可能因“才”而产生不朽的影响。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可见,其着意剔除权位因素,凸显“才”“道”合一的编选标准,成为由“才”“位”“年”相结合的俗世价值观向“才”“道”“权”分离的文道观转变的时代信号。总之,“才”与“位”(或“权”)之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内在关联。若在文学、政治的交叉视域下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命题则可归入文学与选官制度交互影响的范畴中。
　　对南北朝文士而言,他们或凭藉选官制度由布衣转为官员,或因政绩表现而升降迁转,其身份往往呈现出官僚、作家、学者、士林贤达、乡邦领袖等多重样态；这种复合型身份又使其文事活动、创作心态与其官场实践、政治心态高度叠合,他们以各级官员制度为纽带,聚集于朝堂、郎署、东宫、藩府、文馆、郡衙,进而掀起了超越汉晋的集群化、功能化、应制化、宗教化、唯美化的文化新风。
　　可以说,南北朝选官制度承续汉晋旧制,又拓展新的制度功能,通过对世族政治、士格官习、文气风尚的渗透与耦合,形成了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选官-文学混合体”,并对后世文坛格局演进、文尚批判与转换、文论范畴增扩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选自曲阜师范大学孙宝教授所著《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一书。该书提出“南北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全新概念,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的相关理论,揭示了南北朝铨选制度、官署运作、官场生态、选官文化对文学的全面影响,从而使先秦两汉至明清制度文学化、文学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学术链条更为完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