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时尚折射的全球化进程 　　1573年,712匹中国丝绸由两艘马尼拉大帆船运抵墨西哥,这是中国丝绸首次经太平洋航线登陆美洲。当时,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墨西哥正享受着本地丝绸业带来的丰厚利润,似乎没有空间容纳外来织物。然而,仅仅30年后,西班牙王室就因顾忌贸易争端,颁布了全面禁止中国丝绸进口的法令。
　　跨太平洋丝绸贸易的出现与快速发展,象征着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与印度洋航路相比,太平洋航路的独特之处是将明朝中国与西班牙帝国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与林林总总论述“大帆船贸易”的作品不同,学者段晓琳的《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一书,关注的是太平洋两侧的交融互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近代早期“物”的全球史以及由此映射出的全球化过程。
　　□惟寅

业态新格局
　　虽然丝绸的生产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是丝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直到16世纪才在美洲真正启动。丝绸业的发展,一般需要获得国家的支持,而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蚕业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是丝织业的发源地,而墨西哥作为产业新兴之地,在16世纪开始与中国同台竞技。这是两种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中国蚕种被引入欧洲,并最终到达美洲,取代了本土蚕虫。来自欧洲的桑树也被进口到墨西哥,拉开了当地发展大规模蚕业的序幕。
　　海外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国人开发新的农业模式,以便生产更多桑叶。而西班牙人试图发展本土丝绸业,与外国丝织品竞争,这促使墨西哥大力推动蚕业进步。为了满足海内外对生丝和丝织品的需求,中国和墨西哥都加速了劳动力的专业化,衍生出了新的农业理念。
　　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丝绸生产的质量和数量。例如,用白桑喂养的蚕和用黑桑喂养的蚕,二者生产的生丝之间的差异,使中国的生丝在全球市场上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更易吸收鲜艳的色彩。不过,墨西哥人也有自己的本地染织传统,所以他们更愿意进口生丝,在本地加工。受此影响,社会分工进一步加剧。有的家庭专门进行丝绸加工,有的城镇也开始专门养蚕。这种专业化不仅发生在特定地区,也发生在全球市场上。专业劳动力在丝织行业内也很受欢迎,因此,有经验的丝绸工人在全球各地都很吃香。
　　当然,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影响。《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指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赋予了劳动者和政府特定的权利。一方面,许多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人,包括农民、妇女和商人,在蚕业中找到了归属。在中国,《耕织图》原本是为皇帝和权贵所作,但是晚明时期,普通百姓也有了阅读的机会。在诗文和画作中,女工们可以袒露自己的心声；织工的生活也成为文人画和小说的主题。在墨西哥,从事丝织行业的当地人利用不同语系的符号,记录他们的经济生活。欧洲文献也开始记载这些社区的情况,说明它们在殖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促进了都市丝织业的进步。至此,蚕业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养蚕也使国家意识形态进一步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中国而言,“男耕女织”是理想社会中儒家思想的宣传符号,而对于墨西哥而言,原住民社区可通过税收和教会监管融入殖民系统。此外,对环境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也扩大了劳工和权贵之间的阶级差距。在中国和墨西哥,桑树都逐渐成为商业作物,出现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桑树种植。因此,桑叶的种植和销售,逐渐被中国的世家大族和西班牙的富裕地主所掌握。控制、利用蚕业所需的自然资源,使社会等级进一步固化。
贸易的背后
　　16世纪60年代,中国明朝和西班牙帝国不约而同地开始支持海外贸易。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受全球市场带来的高额利润所诱惑,另一方面则是对监控地方商业活动的渴望。明朝通过收费来控制对外贸易的规模,并通过税收来维持军饷。西班牙王室则直接利用贸易增加收入,提升帝国的全球影响力。明朝希望监管走私贸易,而西班牙王室则试图将大帆船贸易置于自己或殖民地官员的掌控之下。
　　然而,双方对贸易的限制管控都成效甚微。中国的大部分利润流向了商人或地方贪官,而西班牙王室防止白银外流的贸易禁令也几无建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墨西哥,走私行为都非常普遍。实际开展海外贸易的船只,比明朝官方准许的数量要多。运往太平洋的货物量,也是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殖民政府可接受的范围。
　　由于许多中国商人进行非法外贸,明朝的朝贡体系受到了破坏。受到菲律宾进口商品和墨西哥丝织业的双重影响,西班牙王室保护本土丝织业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在近代的全球市场上,走私已司空见惯。实际上,走私通常形成了特有的供应系统,使非法渠道与合法网络交织共存。作者段晓琳直言,走私直接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证明了上层监管规定的无效,形成了“去中心”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走私的去中心化弱化了皇权的威信,却为地方社会与商人提供了获益良机。中国商贾获益颇丰,积累了财富,提升了社会地位。马尼拉与墨西哥商贾从贸易活动中获取了数不胜数的财富,进而在殖民地有了更大的底气。
　　《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认为,丝绸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格局和财富分配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尽管中国和墨西哥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全球市场上也有不同的地位,但两国都出现了相似的丝绸时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购买以前没权、没钱购买的纺织品。城市成为时尚中心,出现了炫耀消费和攀比行为。时尚风格展示了时代的变迁,并区分了不同的产地。自此,异国情调已成为标榜不同畅销物的一大指标,而本土的制造业也开始接纳外来的设计风格。
　　从心理学看,人们希望在别人眼中呈现出品位高、阶层高与财力丰厚的形象,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在公共场合穿得很显眼,独具个人风格。当财富的增加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时,暴富的人便急于宣示自己的地位,炫耀的欲望便尤为强烈。这种态度的强化,往往与人们社会圈子的扩大同步。这一时期,人们有了更多旅行的机会,可以结识更多的人,因此也更愿意扩大社会参与、接触更广的经济世界。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和墨西哥的大城市,为许多希望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构建了这样一个环境。
时尚的力量
　　段晓琳注意到,对独特品位的展示,促成并迎合了人们对鲜艳色彩的迷恋。
　　虽然中国和墨西哥使用了不同类型的红色染料,但是原材料的培育都同样困难,制成颜料都需要同样大的劳动量,所以红色有了独特的价值。用原材料制作完美染料的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这进一步促进了特定颜色的流行。不同类型的染料,也在长距离贸易中推广了不同种类的丝绸。不论面对的是亚洲的儒家等级观念、欧洲的宗教和王室权力,还是墨西哥的原住民文化,红色都可以渗透到不同文化之中,构建重要的文化价值,让不同的文化语境产生超越时空的联系。
　　在段晓琳看来,精致的丝织品有着鲜艳的色彩,散发着异国情调,成为诱惑的“尤物”,诱使人们不顾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服装规定去追求它们。服装不再是一个人的身份和阶级象征,而是成为赋予权力的符号,在全球化时代的洪流下重新定义人们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在时尚的发展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不仅用自己的针线功夫来促进时尚设计,同时还成为丝绸的主要消费者。她们的相互模仿、攀比,加强了时尚的活力和多样性。“由于缺乏男性所享有的社会机会,服装和饰品可以突出她们的身份与社交圈子,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正是时尚,使妇女能够挑战传统等级制度中预设的性别角色。”
　　时尚甚至开始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思考如何在全球网络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宣传自己的招牌。《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认为,这种“大众消费文化”促进了文化元素的融合。尤其是在墨西哥,当地织物完美地混搭了亚洲花纹、欧洲宗教教义及其本土织物的风格。明代中国也引进了来自韩国、日本、越南和西班牙的材料、设计和技术。虽然这些图案和织物有的简洁,有的复杂,有的精致,有的粗糙,但是不论怎样,它们的流动都比以前更为频繁。这些文化元素为近代消费者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给了他们更为丰富的购买选项。
　　因此,在中国和墨西哥两地,人、事、物的变换建构了时尚,使时尚与人们跨越社会等级和文化边界的流动紧密交互。反过来,这种变换与流动,也促进了人们对风格的理解,使风格与时俱进。
　　其实,近代的中西丝绸贸易的遗存,在今天仍然影响着这些地区。在今天的墨西哥,瓦哈卡地区仍然是丝绸的产地。当地的生产者面临着来自中国同行的强烈竞争,他们都想占据美国的服装市场。与此同时,进口丝绸与本土丝绸之间的竞争,对墨西哥丝绸产业仍然是一个挑战。尽管现在的墨西哥政府正在通过推广中国的家蚕、采用中国的缫丝技术来促进丝绸养蚕业的复兴,但这些计划已经饱受非议,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没有发扬独特的本地美学。
　　此外,除了丝绸往来,中墨两国之间的交流也从未停歇。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取得重大进展,中墨已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是墨西哥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近年来,中国经常回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1个成员国之一,墨西哥也盛赞太平洋市场的重要性。
　　从16世纪到现在,连接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太平洋贸易网络,引发了多次经济危机与政治斗争。全球往来和本地发展之间的对峙与共处,仍是重大议题。就像只有认真对待本地问题才能写出全球史一样,如今的全球化也只有珍视本地传统才能有最佳的收获。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