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凡人琐事,百年风云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是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1926—2021)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全书再现了他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长辈家人、师长前贤、中外学人,章开沅以流畅亲切和忠实客观的笔调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读来令人倍感温情。这些他所谦称的“凡人琐事”,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
　　□长庚

半生颠沛流离
　　章开沅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曾任教于中原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等。
　　章开沅有句名言:“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其实,章开沅的一生,正是在求学治学和为师为人两个层面,始终进行着永无止境的远航。
　　他出生于战争连绵不绝、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不是革命家庭,祖父又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尚在襁褓之中的他,就已随家人“逃难”,躲进上海租界。等到他稍为懂事,到城里小学读书时,“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事变等接踵而至。
　　1937年,章开沅小学毕业,华北危机空前严重,淞沪抗战一触即发,毕业典礼充满悲怆气息。大家噙着泪水,心在流血,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仿佛稚嫩的肩膀,已经承担了国家安危的重担。
　　进入中学不到两个月,章开沅便随着父母再次逃难,不过这次不是就近躲进幽美雅静的法租界花园住宅,而是卷进仓皇逃避的难民潮,长途跋涉流落川渝。全面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乡间,章开沅先后读过五年中学与不到一年的会计专科,其间还有将近两年失学、失业、打工、当兵的流浪生涯。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复员后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又赶上了解放战争。向往光明的章开沅投身革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章开沅自谦说自己“只是这些伟大时代与伟大事件当中极其平庸的一员”。《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他略带灰色幽默地写道:“抗战末期当过兵,还来不及上前线日本就投降了。解放战争后期进入解放区,虽然穿着二野军服,却从未见过战场硝烟。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乃至抗美援朝,我一次又一次请缨杀敌,却壮志未酬,只能服服帖帖留在后方教书,顶多只是为前方将士炒过几次米粉或写过慰问信。”
　　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由自己书写的,但怎样书写又都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个体生命的亲身经历,最容易直观感受到生活中悲欢善恶的并存和交织。比如,家乡的山水草木使人产生故园之思,家业的或盛或衰,家人的或聚或散,家庭生活中的亲情温暖或某些刻板的规矩和礼教残余,都是个人欲说还休的乡愁。当敌寇入侵造成家庭离散,自己浪迹异乡时时为失学失业所苦,甚至缺衣少食时,就能体味什么叫国破家亡,就会痛恨侵略,盼望和平。而饥寒交迫时,一顿饭甚至几个红薯,一件旧衣或几文小钱的帮助,都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在茅屋和破庙构成的学校里,校长和老师的一个关爱的眼神或动作,一句亲切鼓励的话语或批语,都会激发少年的上进；师长的传道授业和自己读书得到的知识与希望,更源源不断地哺育着后来人的生命力……在《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章开沅。
研究辛亥革命
　　章开沅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当数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原先从太平天国开始,因为罗尔纲、简又文等前辈学者已做过大量学术探讨。1954年,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章开沅,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贝喜发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参与接待工作,并借此机会与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辛亥老人结交。
　　一位外国学者,都能够不远万里前来研究辛亥革命,而作为武汉本地的历史老师却对此不大关心,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深受触动的章开沅,下定决心把辛亥革命史作为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积累,章开沅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筹备召开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对于一名年轻的历史老师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他向系领导作了汇报,系里报到了学校,学校领导认为不错,立即报到了湖北省,不承想得到高度重视,安排省社科联负责此事,并争取到中国史学会支持。
　　1961年10月,会议在武汉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吴玉章主持开幕式,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史学家范文澜、吴晗、吕振羽等105名学者参加。
　　章开沅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以《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为题,回答了一些学者提出的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汉爆发的疑问。他的文章《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月报》全文刊发,引发史学界的关注。
　　这次会前,章开沅一直忙于教学工作,科研也是独自摸索,与外界接触甚少。会议使他大开眼界,深感山外有山,自己起步较迟,必须奋起直追。华师校领导也认为他应该外出进修,所以主动给他两年学术休假,以便访师问友,潜心研究撰述。“进修期限是1963—1964年,此后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世界,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章开沅说。
　　从此,章开沅投身辛亥革命史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结出了累累硕果。1976年开始,他与林增平共同担任主编,用了4年时间,写出了三卷本共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这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被国内外学术界评价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此后,他继续深入钻研,出版了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著作。辛亥人物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他把张謇确立为研究重点,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张謇与近代社会》等著作引发了极大反响。
成为一校之长
　　1983年,华中师范学院迎来院长换届,章开沅被任命为院长。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此前章开沅一直从事教学科研,没有做过行政,在任职大会上,他袒露心声:“让我当校长实际上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但也有可能历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发展。”发言结束时,他甚至说“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这一通不作修饰、坦诚直白的演说,赢得现场掌声雷动。
　　正式上任以后,章开沅决心改变角色,要做一个好校长。当时师生抱怨最多的,一是馒头发黄变味,一是到处垃圾成堆,过去多次督促却无改进。在书中,章开沅回忆:“正式就任大会的次日清晨,我就直奔规模最大的第一食堂,但路上我看见新上任的伙食科科长已经进入食堂,接着新上任的后勤处处长在察看沿路垃圾以后也直奔食堂,我心里就有底了,认为自己不必到食堂出头露面。”
　　果然,没过两天馒头就变白味正了,路旁的那些垃圾堆也一扫而光。其实问题并不复杂,馒头是面粉发酵过度变酸,加碱又过多,乃至变黄涩口,稍加调整就香甜可口了。垃圾是划片包干,发动学生与工人一起突击扫除搬运,校园马上就改变了模样。在章开沅看来:“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干部认真负责,敢抓敢管,确实能够唤起众多师生的前进信心。”
　　当校长时,章开沅注重在社会底层发现才俊,成就了不少佳话。如陕西下乡知青张应超,对当地辛亥革命历史人物井勿幕等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并通过《光明日报》向章开沅请教。章开沅利用到成都开会的时机,在西安下车前往探望。当时张应超与妻、子一家三口,租住郊区农家一间小房,不到十平方米,土炕就占了大部分空间,只能靠一台缝纫机当作方桌,连椅子都放不下。白天牛下田耕作,张应超得空就在牛棚下摆张折叠小桌,坐在小凳上埋头写作。章开沅看了非常感动,戏称其为“牛棚作家”。
　　此后,两人保持书信来往。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举行,张应超的处女作《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的活动》经过评审入选,参与此会的只有他与唐文权不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专业历史学者。会后,张应超被西北大学历史系破格录取,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多年勤奋工作,卓有成就,曾担任该所所长。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不是章开沅自述的治学史,而是更接近于生活史或者说生命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成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基因,又受到从辛亥到“五四”的先辈们的直接教导,还经历过那场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淬炼,成为独具特色的群体。在历史宿命和个人性格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无论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都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厚重历史。
　　章开沅认为把自己亲历亲见的种种真相告诉来者,是历史赋予的一种责任。然而无论是回顾必然的磨难,还是反思不该有的横逆,他始终抱持自己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冷静心态,不怨不尤地如实直书。而对待诸如全国劳动模范、国际著名学者、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等众多荣誉,《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多是一笔带过,甚至绝口不提。章开沅把自己这本总结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集成之作命名为“凡人琐事”,更显谦谦君子之风。
　　如今斯人已逝,这份厚重的精神财富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