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山为背景的“启航202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录制播出后,引起国内外新一轮泰山旅游热潮,人们在尽情观赏泰山泰安自然风貌的同时,纷纷走进岱庙——泰安市博物馆领略博大精深的东岳历史文化。这其中的一方《汉张迁碑》格外引人注目,其融合篆书笔意和隶书风格的写法,开魏晋风气,在汉隶中独树一帜,为后世隶书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中国书法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让我们一睹《汉张迁碑》的风采并聊聊它的历史渊源。

　　□孙晓明　孙辰龙

张迁碑何以刻立
　　汉张迁碑刻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碑高2.63米,宽1.07米,额篆书阴刻2行12字“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文共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隶书。碑阴刻立碑者41人姓名及出资数,文亦隶书。碑刻立后不久即仆倒而被掩埋,故清金石学家顾炎武称“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明初掘地时发现,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碑文完好可读,明正德年间,仅残缺5字。新中国成立后,东平县政府在院内建亭一座,立碑于内；1965年张迁碑由东平县移至岱庙炳灵门内保护,此时碑文残泐65字,不可认读者36字；1983年9月碑移入岱庙东碑廊内,保存至今。
　　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人。碑文用三分之一的文字追述了张迁的先祖,从周宣王时“以孝友为行”的张仲、汉高祖时“善用筹策”的张良、文景之间“建忠弼之谟”的张释之,到汉武帝时“广通风俗,开定畿寓”的张骞,无不大加褒奖。同时也歌颂了张迁在任谷城(现聊城一代)长时的政绩,在治民方面达到了“路无拾遗,犁种宿野”的程度；在治寇方面,有“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的战功,也正因其赫赫政绩,而升迁为荡阴令(现河南汤阴),张迁离任时“吏民颉颃,随送如云”。该碑是旧吏韦萌等为张迁歌功颂德的德政碑。
　　德政碑是汉代碑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汉代独尊儒术,特别注重留名后世,正是在这一心理诉求下,汉人在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留存至今的汉碑中,既有身后追慕其功德而刻立的神道碑,如《汉衡方碑》；也有生前刻立的德政碑,《汉张迁碑》就是这一类碑刻的代表之作。不论是神道碑还是德政碑,其立碑的目的都是颂扬碑主的政绩德行。汉代,世人特别注重良吏美政,良吏有惠民德政,上级长官或当地士民往往会竖石旌美,彰其德勋,使民众慕其德行,后任官员奉为楷模。张迁主政谷城时吏政突出,故在其调任荡阴令后,韦萌等故吏主动捐资为其立碑颂德,“以示后昆”,使张迁的德行得到传承和发扬。在汉代,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体表现,更是社会教化之需。
张迁碑的独特形制
　　《汉张迁碑》因是碑主生前所立的德政碑,所以从石材的选择、碑文的撰写到碑刻的形制,立碑人都极为考究。
　　相较于《汉衡方碑》,《汉张迁碑》的形制可以称得上“豪华”,其碑首及碑侧高浮雕有龙凤及人物,碑下部为两龙交尾,龙头近于圆柱形,有双角,两耳明显,龙身似蛇,腰尾由粗渐细变化均匀,鳞似鱼鳞,四肢较短,前肢上部腰腹处有双翼。在两侧交尾龙的上方,也左右对称有一龙,龙头上拱,龙尾下垂。两龙上拱有两凤鸟,凤鸟之间有一人,凤鸟及人物均透雕,凤鸟对称站立。人物着束腰长袍,两腿一前一后分立,左脚在前,上肢向左右两侧展至凤头。人物头部、前胸及右侧凤鸟头部已残。
　　现存汉碑中多有蟠螭龙装饰,但龙与人、凤同时出现,未见有先例。碑上端的人物像虽已残缺,但依照汉人的刻碑习惯,有专家认为此人物当为张迁。在生者的碑刻上,出现碑主的雕像,即便是在奢华之风盛行的汉代,也可见立碑人的良苦用心。环碑雕刻的蟠螭纹不仅使碑刻更具装饰性,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庄重肃穆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叶昌炽《语石》云:“汉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龙,蟠螭之形有如奔马四足驰骤,两龙中间或缀以珠,有云气缭绕之。”蟠螭纹饰的使用,不再仅仅是礼俗的内容,更是张迁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大巧若拙的书风
　　《张迁碑》书风大气、格调古朴,以方笔为主,笔力奇雄,其貌态看似笨拙,实蕴藏“大巧若拙”之奥秘。这种粗犷野逸的书风为后世隶书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是学隶者必临之帖。
　　有专家评论,此碑字势平正凝重,格调方朴古拙,形如龙盘虎踞,字字开张又严阵自肃,蕴藏丰富,其端庄、朴厚、雄强充满在字里行间。其起笔方折宽厚,落笔稳健,似昆刀切玉；运笔劲折,斩钉截铁；行笔阔笔直书,笔势直宕奔放；线条粗细相间,直曲结合；结构布局扁平匀称,错综揖让,真正做到密不容针与疏可走马的矛盾调和。
　　仔细端详揣摩,碑体字形外紧内松,很少有主笔向外伸展,字形在一定的方框内规范着,所以中宫疏阔,笔画之向背、俯仰、开合都非常得当舒坦。除结体“精神内含”外,其运笔技法也全部倾注于敛,极少纵逸笔画,即使稍纵笔势,也仅示意而已,仍以擒敛收笔。总之全碑气息宽博宏大,细微处独树一帜,堪称汉碑中的神品。
　　还有方家评论,《张迁碑》以方笔为主,笔力雄厚,方劲沉着,堪称是汉碑中难得的隽品。从用笔看,隶书的“蚕头雁尾”特征不明显,尤其横的起笔很少用“蚕头”状,大部分用方笔来表现,与《礼器碑》《曹全碑》刻工精细的碑比较,有明显的反差。由于刻工“笨拙”,使得《张迁碑》“稚气满纸,妙趣横生”,
　　张迁碑艺术成独领风骚。从结体上看,《张迁碑》属于外紧内松型,字字方整,主笔收敛,但不失之于灵动,由于结字奇妙,往往成为后学者师承的主要碑帖。从章法上看,《张迁碑》呈现出茂密的视觉效果,字距略大于行距,竖看成行而较为划一,横看成列略有参差,整齐而不板滞,给人以方整苍古、雄厚朴茂的艺术感受。
　　《汉张迁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最早著录此碑的是明都穆的《金薤琳琅》。也正因宋代金石学家未著录此碑,清初顾炎武曾疑《汉张迁碑》为后人摹刻。但学界和书法界共同认为,此碑刻书风朴茂端直,非汉人不能为,再加上自然剥落的痕迹,更非人为,认定此汉张迁碑拓片碑为原刻。明王世贞评云:“其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康有为称:“《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
　　《汉张迁碑》作为汉隶中的杰作,其碑额同样是书法爱好者的最爱。两汉时期,碑额虽多采用小篆体但其书风都与碑文主体的创作风格相关。《汉张迁碑》碑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采用的是篆书的结构,但其造型或方正或扁平,迥异于篆书竖直的长方形体势,而且用笔多用方笔,既保留了篆书平入平收的用笔特点,又有隶书开张俊逸的体势,创作风格处于篆隶之间。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在评价该碑时说:“此额篆外形方或扁方,而结体线条在方正之中,时穿插一些屈曲流走之线,并展放于基本框格之外,不为陈式所束,甚至有的线条也突破粗细统一的篆体常规,而是杂入隶、行笔致,极为生动而新貌别开。这种自由流走之线,古拙荡漾,与碑文方正、坚实、朴茂、稚拙、倔强的性格,形成又对立又统一的艺术效果,真是相得益彰,是篆书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刘江指出碑文为研究汉篆的上佳范例。《汉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多为后人效仿。清代书家伊秉绶浸淫《汉张迁碑》,用笔方圆兼备,抹去汉隶典型的蚕头雁尾,结体方正,自成一格；清代碑学的代表人物何绍基一生钟情汉隶,遍临诸碑,尤青睐于《汉张迁碑》；书画大家吴昌硕从《汉张迁碑》入手,用笔圆厚,气势雄强,并把自己研习汉隶的收获融入书、画、印之中,可谓得心应手,足见《汉张迁碑》对后世书法艺术的深刻影响。
　　汉碑作为汉隶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珍贵遗产,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和汉字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尤其在山东省境内,存世的两汉刻石、碑刻、残碑达90多种,占全国现存汉代碑刻总量的一半左右,并且一碑一貌,风格迥异,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现存泰山的《汉张迁碑》《汉衡方碑》更是其中的稀世珍品佳作,在中国书法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