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下半年,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因沂水县西墙峪村处在深山老林之中,隐蔽性极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野战医院医疗所就转移到了这里。所谓野战医院,仅有几个医护人员,根本没有病房,伤员们都被分散安排住到农户家里,“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这个当年不到50户、仅有200多人的小山村,最多时曾住过八路军和八路军伤员300多人。仅张恒谦和张道增两家就曾在一年内先后掩护、护理了三四十个伤员。
　　为躲避敌人的“扫荡”,全村男女老幼都在山梁或地堰上挖山洞,山洞挖在拆开的地堰里,挖好后再用石头原样封好,照常种地。乡亲们白天把伤病员藏进山洞,晚上接出来住在家里。在敌人“扫荡”间隙,就直接把伤病员接回家里护理,陪他们晒太阳、聊天。一旦遇到敌人侵扰就迅速把伤员送到山洞隐蔽,为他们送水送饭。因为医务人员也分散隐藏在各个山村,有时医务人员来得不及时,乡亲们还要为伤员疗伤。有位伤员,子弹从腰部进去,从肚子上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村游击小组把他藏到山洞里后,张恒谦的母亲为给这位战士治伤,颠着小脚漫山遍野寻找草药,采来了败毒草、艾蒿等草药,给他洗伤口。精心护理了半个多月,终于把这名伤员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一天,有一位叫滕兆龙的八路军干部,两腮被敌人的子弹打穿,流了很多血,掉了好几颗牙,送到了党员张文桥家。当时,由于战斗激烈,医生不能及时赶来。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张文桥的母亲抠出他嘴里的碎牙、血污,用土法为他疗伤,一盅一盅地用盐水冲洗,并用小米面做成糊糊一匙一匙地喂他……为抢救伤员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像这样的伤员,张文桥家先后住过7位。
　　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野战医院搬来时,为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上级特地拨给野战医院三头奶牛。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粮食缺乏,营养品更是稀罕之物,所以,野战医院和西墙峪村民都把这三头奶牛当作命根子一样精心养护,乡亲们对这些奶牛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鬼子来“扫荡”,乡亲们就及时把奶牛牵进深山老林里藏起来。管理喂养奶牛的任务初期是由村政委员张在周负责的,后来交由村民张道象看管。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张道象把奶牛先后藏在村周各处的山洞里。日军来村里搜奶牛,身体有残疾的村民张道锡,因行动不便没有能够逃走。张道锡明知奶牛藏在西旺村,却领着日军去了北峪村。没找到奶牛,张道锡被日军活活打死。
　　鬼子几次“扫荡”后,村里所有耕牛、毛驴都被敌人抢去了,唯独为部队饲养的奶牛,在乡亲们的重点保护下一头也没少。
　　抗战时期,生病或临产的部队首长家属常托付给西墙峪村的乡亲们。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的妻子牛玉清、鲁中二军分区司令员胡奇才的妻子王志远、山东纵队参谋长罗舜初的妻子胡静都是在西墙峪村人的掩护和照料下分娩的。在村里地下党组织重要成员张恒谦家,王志远平安生下了一个男孩。3天后,因没有奶水,党员张洪奎的妻子就把婴儿接过来喂养。一次,鬼子来“扫荡”,王志远母子与张道增等三户人家藏在一个山洞里,就在敌人快要搜到山洞时,张道增幼小的儿子哭了起来。为了不暴露目标,张道增用手巾硬是捂住了孩子的嘴,待敌人走后才发现孩子已窒息,好在抢救及时,才活了过来。胡奇才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沂蒙人没有忘记我胡奇才,战争年代沂蒙人付出的太多了,沂蒙人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呢!”
　　1941年秋,日本鬼子偷袭西墙峪村,敌人离村二三里路时,人们才发现敌情。张效智家正有5位伤员在晒太阳,张效智夫妇看敌情紧急,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送往地洞。再返回背有病的父亲时,正遇到医疗所的护士田桂兰在鬼子的追击下跑到了他家。张效智拉起田桂兰冲出家门,送她隐蔽到树林里。张效智再次返回时,日本鬼子已经进了他家,逼他父亲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老人一口咬定说:“没有八路!”凶残的鬼子见问不出任何信息,就用棍子把老人砸得脑浆迸流,老人当场死去。
　　还是这年秋天,鲁中二专署副参议长邵德孚把一批文件、军装和马匹交给村民代文周掩藏。代文周和儿子、三弟当晚就把这些东西藏到小龙岗,回村时遇到进山的日本鬼子。鬼子逼问他们是不是给八路军藏东西去了,三人都说不是,是去山上干活的。鬼子问不出来,不容分说便用刺刀把代文周父子当场刺死。三弟代文明趁鬼子不防撒腿就跑,鬼子开枪射击,代文明腿上和脚上各中一枪倒下,鬼子追上补了一刀,又用皮靴踢他,他装死才幸免于难。
　　这样的故事,在西墙峪村还有许多。这就是英雄的西墙峪人民,他们把子弟兵的安危,把八路军的文件、物资,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1939年至1942年,西墙峪村的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救助的八路军伤病员达320名之多。1940年,全村为部队掩藏3万多斤粮食、2箱长短枪和大宗物资,在乡亲们饿着肚子吃野菜的年代,这些粮食一粒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