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电保安到最佳导演,人生没有模板 9名“草根”实现电影梦,他们说“能够拍自己的电影,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过去一年,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电影业:2024年全年票房425.02亿元,同比下降了23%。
　　2024年12月底,《最后的告别》终于上映,它的票房同样不尽如人意,30天的时间内,只收获了23万元票房。这个数字,要比导演张中臣预估的低上不少,也远低于前期投入的80万元成本。但这部片子弥足珍贵,托举起太多人的“第一次”。影片之外,主创的经历如同电影一般——北京电影学院9名青年保安自编自导的电影,在First青年电影展捧得两项大奖。这绝非俗套的逆袭故事,更像是几颗深埋的种子,默默积蓄着养分,历经漫长等待,最终破土而出。

　　胡玲玲　徐宁　报道

　　　保卫电影的他们
　　　成了电影的一部分
　　关于电影,一个常用的比喻是“造梦”。电影为张中臣编织起了一场梦,这场梦在很多年后终于实现,他和保安队的几个朋友,真正拍摄了一部影片。
　　近一个月来,为了这部迟到的作品,连轴转跑了几十场路演,张中臣总得反复咀嚼过去的经历。其中,有些他想要展示的心意,也有些早已想要撕下的标签。想要提起的,是他自编自导的首部长片作品《最后的告别》,经历5年漫长拉锯,终于在院线上映。
　　那条讲述“从流水线到领奖台”的短视频总共收获1.3万点赞量,是传播效果最好的宣发视频之一。这恰恰是张中臣不愿提及的部分,人们乐见“保安拍电影拿大奖”的爽文,却很少能留出时间了解背后的曲折。
　　截至目前,上映30天,《最后的告别》总票房不到23万元,公映首日,在全国仅有126场放映,排片量极少。张中臣本来的预期是,能有2万人走进影院,刚好能平衡当时投入的80万元成本。不过,他们早已做好无法收回成本的准备,这部电影能够上映,实属不易。
　　即使票房成绩不太理想,《最后的告别》依然算得上备受影迷圈瞩目,它曾拥有过高光时刻——4年前,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影片斩获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
　　登台领奖时,张中臣双手高高把奖杯举过头顶,他激动哽咽:“2011年开始学电影,真是‘十年一觉电影梦’。之前有观众问我会不会选择其他表达方式,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几天我想到了答案,如果没有影像创作的渠道,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意义。”
　　电影上映后,主创团队再次回到北电,只是这次,身份调转。王耀德不敢想象,自己主演的影片能在学院标准放映中心里展映。“以前我们每周都在放映中心门口负责检票,每当电影开场,便会悄悄走进放映厅,站在门口观看。”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这是献给故乡的
　　　一封情书
　　安徽宿州砀山县张庄村是张中臣的家乡,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乡村是安静的,鲜有新事发生,家长里短就是村头的“大事”。张中臣的童年记忆里,生活节奏是明媚和欢快的。
　　从技校毕业后,张中臣在芜湖一家空调厂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麻木渐渐吞噬他,只有在往返上班的路途中,才能勉强获得片刻喘息。
　　张中臣是家里的小儿子,而他的哥哥张中玉,早在高中时期便被电影“击中”了。高考失利后,张中玉想到一条能够迂回接近电影的路,去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他一直觉得,电影拯救了自己,那也可以拯救所有人。
　　在电影学院,每个人都可以快速拉近和光影的距离,公开课、大师讲座、电影放映从不间断,不仅是保安,其他社会人员有时也会来听课,在知识面前,人们短暂达成平等。
　　2011年,已经是北电保安队队长的哥哥张中玉,向20岁的张中臣发出邀请——来北京,一起“保卫电影”。张中臣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蹭”到的第一节电影课,这是他头一回全神贯注听完整节课,“还听进去了”。在C楼114教室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他坐在第4排最左边的位置,投影上放着李安导演的电影《喜宴》,老师讲解电影里吃饭的戏。
　　北电保安队队员来自天南地北,很多都是电影爱好者,此前他们的生活轨迹虽然没有交集,但都有些类似:成长在农村或是县城,家庭有多个兄弟姐妹；大多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感受过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在没来电影学院之前,对学习是排斥的……
　　这些爱电影的人,后来大多选择考进北电的继续教育学院,这样的身份,能够给他们带来和老师交流、进图书馆看书的机会,而且一边继续着保安工作,一边接受系统教育,还能节省开销。他们会用宿舍里贴上各种电影海报,也会用硬盘下载很多艺术片,再就是用录音笔记录下课程,借给因值班无法前去听课的同事。
　　为了“挽救已经濒临死亡的电影艺术”,夏纳国际电影节组织的专题论坛上,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宣读了一份声明——道格玛95,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重申过于卖弄包装,刻意制造假象来愚弄观众,淹没了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情感。50多年后,一个北电保安的宿舍里,几人模仿写下“二十一宣言”,相互鼓励彼此拍片,交不出作业的罚款50元。
　　在北电监控室值班的日子里,夜色透过窗户,20年前的那段晦涩记忆,捆绑着现实的画面,映射在监控墙上。静默的工作氛围,重复机械的生活,被封住的情感,一个家庭三代人的逃离流亡,在张中臣脑海里燃烧。由此,他创作出一封献给故乡的情书:华北平原的方庄村,先天聋哑的方圆与爷爷相依为命。梦幻的白牛载着方圆的记忆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妹妹意外死亡,父亲精神失常,母亲出走……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缓缓地流淌于方圆游走在现实与支离破碎的记忆,这就是影片的故事。
　　　一个青年导演
　　　遭遇的窘境
　　用制片人陈坤阳的话来说,《最后的告别》是一个特殊的剧组,与常见的商业组不同,这是“朋友组”,9个主创都曾是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的一员。
　　几人是从2015年陆续离开电影学院的,有人选择留在影视行业,张中臣从事剪辑,陈坤阳先是主攻摄像,后又涉足制片,还有的自学编程,做起了程序员。大家经常还会聚在一起,聊着聊着,话题又会回到,何时能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
　　2018年,张中臣完成剧本第一稿后,便发给已经回到广东老家城中村送外卖的王耀德。在保安队的日子里,张中臣就觉得王耀德适合演戏,脸部轮廓分明,眼神深邃。也因为抑郁困扰,王耀德脱发、失眠,状态令人心疼,他经常沉默,接近主人公方圆作为听障人士失语的状态。
　　剧本投给过很多影视公司,却又石沉大海。在一次聚会中,张中臣说出要拍出这部电影的想法。当时大家都没什么资源,更不懂怎么走创投,保安队几个朋友一起凑钱,加上之前认识的制片人赵语嫣等人加入,便攒起了一个剧组,主演全员素人,最终于2019年开机。
　　电影是项群策群力的集体艺术。拍摄地点选定在陈坤阳的老家平顶山,张中臣在参加陈坤阳发小的婚礼时,找到了合适的空间。片子里的母亲找不到合适演员,是陈坤阳二婶救场的。
　　为了节省经费,剧组尽力把前期工作做充分,保证每日的计划能够顺利推进。当然还是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影片中重要的白牛,经过长途运输会“晕车”,陈坤阳又得把精力分散到各处去。如今,再回望过去的拍摄历程,主创们表达出的态度很坚定:当初,在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人都用尽全力,支撑他们的信念是“纯粹”:能够拍自己的电影,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拍摄完成后,影片一开始由张中臣剪辑,剪辑自己的作品,想要取舍极其煎熬。另一方面是资金上的缺口,张中臣靠接其他剪辑项目挣钱,再把这些钱投入到影片中去。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草根导演要去拍电影,没有渠道,也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不认识真正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遇到问题都没有办法去请教前辈。”导演忻钰坤曾在接受采访时袒露心声,一个初入江湖的青年导演,会遭遇哪些窘境。
　　张中臣是通过在网上报名付费听课的微信群,撕开这道口子的。当时没什么人通过他的好友申请,直到2020年,他在一个群里认识了万玛才旦的制片人王磊,王磊看过初剪之后,愿意做他们的后期制片人。
　　比起依靠情节缓缓推进的电影,《最后的告别》更趋向于情绪驱动,浅焦镜头、监控画面、放大的环境音……有人诟病这部作品的地方是,认为它沉溺于自我表达。
　　在映后交流中,一些长辈此前从未接触过艺术片,只是单纯陪伴孩子来观影,却依然能够敏锐地捕捉并感受到影片所传达出的细节,甚至不用解读隐喻,一帧帧画面所记录的,正是他们的生活。自从离开家乡后,这种抽离的状态让张中臣抛开主观的想法,体会到村民的处境——他们往往没有太多选择。
　　　相信电影的力量
　　　不想太多勇敢去做
　　电影上映一个月以来,陈坤阳内心五味杂陈,他坦言,“太难了,艺术电影很难,找到观众很难,有些观众想看没地方看也很难。”他希望,片子能更多抵达观众,如果单算经济账,《最后的告别》肯定是亏本的,但这部片子弥足珍贵,托举起太多人的“第一次”。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在映后点评,它如此写实,同时又如此诗意,没想到这种化学反应可以奇妙地在一部电影里发生。在AI、短视频冲击行业的当下,导演古典地恪守电影的视听语言,很让人感动、珍视。
　　如今,行业中不乏一些悲观的论调,过去的2024年,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电影业,全年票房425.02亿元,同比下降23%,明显低于2015年的440.69亿元,也就是张中臣从北电毕业那年的体量。
　　在视觉奇观可以被批量打造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将张中臣与朋友们的故事视为一个模板化的逆袭范本。事实上,他们一路走来,凭借的是细水长流的坚持。他们清醒地知晓来路,对现状亦有着理性克制的认知,始终不愿被标签化。正如文艺作品绝无固定模板一般,人生亦是如此。
　　当被问及怎样看待电影的未来,他们先是觉得,自己的视角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接着又都表露出,仍然相信电影的力量。
　　张中玉导演的长篇作品《青柿子》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这部影片入围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他从暗流涌动中捕捉到信心,低谷兴许是为了迎来新的节点。电影的生命力让他着迷,他期待未来这样的价值愈发凸显。
　　张中臣的电影路仍在继续,去年5月,张中臣和陈坤阳去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推介第二部电影《夜间声响》,这部影片继续关注乡村,透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展现农村女性处境。第三部作品名为《我们的糖》,这是关于群像的故事,记录工厂打工族的青春。
　　“个体能做的事情太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半路进入电影行业的人,可选择的余地更小,有时候不是我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而是没得选,我尽力想让以后能有更多选择。”张中臣珍惜作为创作者的真诚,“成与不成不是我们能做主的,但做与不做是能决定的。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不要想太多,勇敢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