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行旅,苦乐自知 　　没有高铁,没有飞机,甚至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古人的每一次远行都充满了未知与艰辛。历史学者王子今教授的《灞桥折柳: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历史文化书籍,书中不仅关注了行旅的物理层面,如交通方式、住宿和饮食,还深入挖掘了行旅的文化和心理层面,揭示了行旅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回顾中国古代的行旅生活,除了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之外,又能够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
　　□伯镇

柳丝寄托离情
　　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穿衣、饮食、居住、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
　　“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行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在王子今看来,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总体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古人行旅生活的第一幕,往往以柔情千种、愁绪万端的送别礼仪开场。折柳相赠,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已经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行旅送别形式。
　　相传为六朝人撰写、记述秦汉时期关中历史地理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王莽时灞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这座桥由于处在京城向东的交通要道上,人们往往在这里送别远行的亲友。灞桥因为长久成为礼送行旅之人时集中抒发别离感伤情绪的处所,又被称作“销魂桥”。桥名“销魂”的意义,王子今认为,很可能是借取南朝梁人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名句。
　　灞桥折柳赠别成就了不少文学佳话。李白《忆秦娥》中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有人又认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著名诗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描绘的民俗生活画面,也洋溢着“灞桥折柳”的文化韵味。
　　以柳象征千里相系的离别之情,较早的实例,有《古诗十九首》中所谓“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等。沈约的《咏柳》诗则写道:“轻阴拂建章,夹道连未央。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楚妃思欲绝,班女泪成行。游人未应去,为此归故乡。”王子今认为,可能正是因为“结复解”“柔且长”与离情别绪相近似,所以柳才成为行旅离别的象征,从而寄托了“游人”的情思。
　　折柳其实未必非得是灞桥。《唐诗纪事》记载了这样—个故事,雍陶在阳安(今四川简阳)做地方官时,曾经送客至于“情尽桥”。问桥何以名此,左右回答说:“送迎之情止此,故桥名‘情尽’。”“情尽桥”得名的缘由,是因为人们认为送往迎来的礼谊情分可以到此为止。雍陶听到这样的说法,于是命笔为一诗,写道:“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远行在外风险大
　　在古代,行旅是件苦差事,理解这点,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人分别时的那份离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交通工具方面的原因,例如车辆破损等,导致行旅中断的情形,在古代行旅中颇为多见。古代车辆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许多主要器件也极其容易破废,据说在制车业已经相当发达的汉代,车辆如果连续运行,其使用时间一般也不超过两年。所以,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车辆“折伤”的记录。汉代石刻画像中也可以看到当车辆在桥上行驶时,车轮脱落坠入水中的画面。
　　水路行旅同样经常发生因事故而阻断其行旅致使行旅者丧生的情形。据说周昭王就是在南征途中乘船涉渡汉江时,因舟船破坏而意外溺死的。至于海上行旅,则又必须迎接更严峻的考验,泛海远行,往往“风波艰阻,沉溺相系”。
　　由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得到保障,出门在外生病更是常事。《三国志》记载,许靖等人曾经“浮涉沧海,南至交州”,一路极尽艰辛,“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行旅者“大半”死于途中,并不是由于风暴摧毁乘船,而是因长期“漂薄风波,绝粮茹草”,以致成为“饿殍”的。
　　以古时的医疗条件,旅途中偶染微恙,往往使得步履维艰的行旅生活难以继续。唐人张籍《感春》诗所谓“远客悠悠任病身”,白居易《彭蠡湖晚归》诗所谓“何必为迁客,无劳是病身”等,也都体现出对以“病身”行旅的忧虑。
　　不过,也有因行程顺利而使得行旅之人病情显著好转的情形。例如唐代诗人陆龟蒙《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诗所写的:“归心一夜极,病体九秋轻。”
　　让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虎患常常直接造成对于古人行旅活动的严重危害。《华阳国志》记载,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为害,危及秦、蜀、巴、汉之间的行旅往来。《淮南子》说东方“多虎”,说明关中与关东地区之间行旅的通路,虎患相当严重。《后汉书》也记载,“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
甚至到了清代,《老残游记》也写到山中行旅遇虎的情形。从书中车夫们临险不惊、从容不迫的言行和舍驴避虎的应急方式看,他们可能已经多次经历类似的险情而具有了相应的经验。
　　由于旅客大多随身携带旅资,而且往往从行旅便捷出发,行装每每以细软为主,因而历来经常受到盗匪侵扰,成为盗取劫夺的主要对象。因此,盗劫也成为影响行旅的主要因素之一。《后汉书》说,张业“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张)业与贼战死”。这一记述也提供了路宿亭舍遭遇盗劫的实例。至于民间野店劫杀行旅之客以谋取财物的情形,则更为普遍。清人黄遵宪《潮州行》诗写道:“但饱群贼囊,免更遭劫虏。”又如袁枚《赠编修蒋公适园传》也记述了这样的经历:“遇盗许昌,两骑截路中,五人行劫。”
“牛马走”“通四海”
　　《灞桥折柳》指出,由于各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生活趣向、心理传统和文化水平存在着区别,他们行旅的动机和方式也都不同,实际体验也表现出差异。
　　古代学人大多经历过远道寻师求学的艰辛。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往往自己背负着行李、书籍和文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求师问学。史书中常常用所谓“千里负笈”来形容这样的行旅活动。“笈”,是一种主要用以盛装书籍的竹编器具。
　　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办太学,汉明帝当政时,曾经亲自临众讲学,听讲者很多,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读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为了求学而经历艰辛的行旅生活的。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是一位通过行旅生活成就大学问的学界伟人。他曾经这样谈到行旅对于学业的作用:“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他的重要学术名著如《日知录》等,就是在行旅中调查研究而写成的。
　　除了主动求知外,有些行旅是因工作不得不为之。自秦汉时期起,中央政府已经注重从各地选用人才从事国家行政的管理,地方官吏也往往由最高统治集团任免。官员的调任迁转,不仅相对较为频繁,而且常常辗转千里。史籍中所见官僚履历,大多历任数职,转仕于各地。
　　汉代官员已经有自称“牛马走”的习用文语。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开篇即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牛马走”一词强调其奔波劳碌,事实上,如牛马一般为君王驱役,千里奔走,不避风尘,是古代官员们的基本生活方式。
　　白居易曾经以“昔为烟霄侣,今作泥涂吏”的诗句,对比为吏前后由潇洒悠闲到辛苦奔忙的显著变化。“泥涂吏”一语,可以比较真切地体现官吏行旅生活的艰辛。这位著名诗人为官四十多年,先后为七位皇帝服务,除长期在长安任职外,又先后在忠州、杭州、苏州、河南府、冯翊、江州等地担任地方官职。
　　使得宦游之人旅情最为愁苦凄怆的,还得是因过失或犯罪而受到贬谪放逐的遭遇。面对这种境遇,即使豪放旷达如李白也难免俗。流放途中路经三峡时,他曾作《上三峡》诗。其中“青天无到时”“不觉鬓成丝”所表露的沉痛绝望,与他另一次出三峡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得意神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有些行旅是为了赚钱。旧时经商人家常贴这样的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即把“生意兴隆”同通达“四海”“三江”相联系。以经商为生计的贾人,确实是以最旺盛的精力和最饱满的热情往来于行旅之途的。
　　白居易《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体现出这一社会阶层中人们的特殊性格,以及他们对于行旅生活的特殊态度。不过,王子今指出,这种行旅生活虽然往往可以和暴利相联系,但是其辛苦的程度可能并不低于其他行业,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则又是许多人难以承当的。
　　刘驾《贾客词》中的有关内容,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贾人晓夜启程,还说出发已晚,黑暗中行进于高山捷径,为赶行程而不避险僻。不幸遇“寇盗”袭击,“猛兽”追赶,于是“金玉”损失净尽,行囊委弃于路。故乡的家中虽然有大宅娇妻,而旅人已经成为“白骨”,再也寻觅不到回归之路了。
　　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既多深重的悲苦,又多奇逸的欢愉,既多痛切的艰辛,又多积极的创益,从中可以体察古人复杂的感情色彩,探究其曲折的人生轨迹。正因为如此,行旅生活在中国历史人文景观中具有值得予以充分重视的意义。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