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密码》中的“帽妖案”诡谲离奇,而历史上也有过真实的“帽妖案” 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哪个更精彩 　　近期热播的宋朝背景系列探案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以下简称《密码》)中,耸人听闻的“帽妖案”以诡谲的氛围、离奇的死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视剧中的“帽妖案”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历史上却真有“帽妖案”其事,事件发生在宋真宗时期。电视剧中将此案的真相归结为汴梁中介为牟利而非法操控房价的后果,难道北宋也有“炒房团”?历史上真实的“帽妖案”又是怎么回事?

　　□李伟元

宋朝人也愁高房价
　　《密码》剧中,展示了宋代人炒房获利的冰山一角。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汴梁常住人口高峰时达150万,人口密度约为12000-13000人/平方千米,远超现在的北京市。高密度人口进一步催化了高房价,北宋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中描述:“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在汴梁,一座普通的居民住宅价格达1300贯(130万文钱),豪宅甚至高达数十万贯,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知名诗人兼官员都无法在汴梁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汴梁出现了专司租赁房子的“庄宅行”,与前朝相比算是新兴行业,以此牟利者为数不少。当时的城市居民叫“坊郭户”,有主、客之分,坊郭客户是无房者,坊郭主户则有自己的房舍,多余的可以出租作为经济来源。征收赋税时,家庭拥有房产的数量也是重要依据。司马光曾做总结:“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清异录》记载了时人对出租房屋获利的看法:“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赁取值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意为不需花费精力就能坐收渔利。在房地产获得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许多权贵也投身到“炒房”队伍之中。蔡襄在《乞罢晏殊宰相》的奏章里指出,晏殊身为宰相,却贪图私利,占用公家土地经营私人租房:“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宋朝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设立租金较为低廉的公租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有重大庆典时要求公私租房降低租金。但具体落实必然会打折扣,城市房价始终居高不下。
　　《密码》剧中,“帽妖”一案表面上是中介借助谣言压低收购房价、再高价租售的阴谋,实际上的真相是恶势力受害者反抗杀人后的掩盖手段。但仅属于剧情演绎,并未触及现实中此案的本质。
历史上的“帽妖案”
　　历史上真实的“帽妖案”又是怎么回事?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帽妖”流言最早在河南洛阳出现,“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讹言有物如乌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人民多恐骇,每夕重闭深处,至持兵器驱逐者。”“乌帽”即乌纱帽,本为官帽,隋唐以后庶民也可以戴,逐渐成为民间流行的常服。由于此物极为常见,几乎家家都有、人人熟悉,相比遥远的山精树魅,在大众心目中衍生出的恐怖情绪自然更深。
　　今人看来,这种类似乌帽的外形,和20世纪流行文化中一度风靡的“UFO”(不明飞行物)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帽妖”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它或许是某种罕见的奇异天象,也或许是成群飞行的昆虫、市民不熟悉的某种野生动物,更有可能是人为操纵的孔明灯、风筝等物。在科技不够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无法解释的事物往往赋予神异或妖祟的色彩。流言不胫而走,愈演愈烈,百姓或是闭门不出,或是手持兵器喊叫驱逐,这自然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帽妖”发生当月,关于此事的奏折便递到了宋真宗赵恒的案头,但上奏的并非河南府主管官员王嗣宗,而是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朝廷委派御史吕言赴洛阳,督查王嗣宗等相关官员不及时上报之责,并“设祭醮禳祷”,代表朝廷祭祀驱邪。
　　王嗣宗为何没有及时向朝廷上报“帽妖”一事?其人素有“刚果率易,无所畏惮”之誉,还有个特殊的外号“手搏状元”。《涑水纪闻》中写道,北宋初期,评判状元以殿试交卷速度为依据,王嗣宗和赵昌言同时交卷,宋真宗的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加试摔跤,王嗣宗三两下将对方打败,“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荣获状元。也有的笔记里称,王嗣宗的手下败将是陈识。王嗣宗任邠州知州时,得知当地有奉祀“狐仙”的灵应公庙,下令将其捣毁,打死数十只在庙里做窝的狐狸,一改过往当地官员上任都要参拜狐仙的歪风邪气。可以想见,在秉性刚猛、不惧邪说的王嗣宗看来,“帽妖”之说仅仅是乡野愚民的无稽之谈,并不值得向上禀报,也未对此予以重视,却导致他后来因此事被贬为陕州知州。
　　对官员的追责、对上天的祈祷,都没有缓解“帽妖”流言的传播速度,它迅速流传到首都汴梁,并波及到京师以南的应天府等地,群体性恐慌愈演愈烈。“六月乙巳,传及京师,云能食人。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尽管无人得见“帽妖”的真面目,更没有男女老幼被“帽妖”害死的记录,但在口耳相传中,“帽妖”的威力已经从“微能伤人”上升到了“能食人”,外形从“乌帽”“犬狼”扩展成了“变化多般”“形状怪异”,令人草木皆兵,感到帽妖无处不在、随时现身,惊恐情绪一触即发,愈演愈烈,动荡随之滋生。负责守卫京师的军营也陷入了大规模驱赶帽妖的浪潮之中,这对社会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雪上加霜的是,正在“帽妖”之说甚嚣尘上时,钦天监观测到北斗七星附近出现彗星,在天空中停留了37天,轨迹长达三丈多。在古人看来,彗星是带来灾难的“扫把星”,正和帽妖之灾不谋而合。
　　宋真宗下令大赦天下,并对“帽妖”事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升级,要求彻查此事。朝廷张贴榜文、设立赏格,鼓励民间举报“妖人”。僧人天赏和术士耿概、张岗等人因遭检举被捕,宋真宗命起居舍人吕夷简、入内押班周怀政对其开展审讯。尽管并未查到天赏等人和“帽妖案”有直接关联,仍然以他们曾经开展过“邪法”活动为由,将其公开处死,还有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员被判处流放。官府还逮捕了在夜间组织民众大量聚集的张子元等数百人,虽然他们声称“夜聚晓散”仅仅是为了驱逐“帽妖”,为首的六人还是被处以极刑。毫不意外,百姓恐惧的对象从“帽妖”转移到了上层。为了安抚民众,朝廷又做了一定的矫正,承诺既往不咎,减少连坐,不再追查“余党”等。“帽妖”流言的其他传播地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应天府知府王曾下令,城内夜间必须打开里巷的大门,不得像之前声称有“帽妖”作祟那样擅自锁闭,并逮捕了一批传播“帽妖”言论的人予以治罪。
　　以上种种都体现出,此案的整顿重点在于影响社会安定的谣言,并未将“帽妖”视为真实存在的打击对象。虽然这其中不乏诬告、逼供等情况,但“帽妖”风波终于归于平息。
“帽妖”诞生的土壤
　　“帽妖”之所以能在北宋的几个大城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大行其道,和宋真宗热衷于祥瑞谶纬有着密切的关系,虽凶吉迥异,却同出一源。唐末五代以来,各个割据政权的符谶迷信层出不穷,实际都是以神秘色彩来维护统治的合理性。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为了稳定社稷民心,营造“太平盛世”的美名,宋真宗多次构建“天书荐降”神话,但其实只是一次次自导自演。君臣充分发挥创造力,让它每次降临的形式都不完全相同。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召见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自己去年梦见神人从天而降,告诉他在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宋真宗又称,自己依言而行,果然接到禀报,在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发现天降黄帛,系有一卷天书,黄帛上写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预言赵家天下将传承七百代。启封后,内有黄字三幅,“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为了迎合天书之瑞兆,宋真宗下诏改元“大中祥符”,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文武百官纷纷歌功颂德。同年六月,王钦若上奏泰山出现异象:“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识,皇城吏王居正见其上有御名,以告”,毫无悬念,这又是一封“天书”,被珍而重之地迎入宫中。还有的“天书”和宋朝皇室追封的远祖攀上了关系,宋太祖曾追尊轩辕黄帝为“圣祖”,黄帝从此成了赵家人,名叫“赵玄朗”。《宋史·礼志七》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再度告诉群臣,自己在梦中接到神人所传玉皇旨意:“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随后,异香满室,仙乐飘飘,众多神仙拱卫着轩辕黄帝赵玄朗降临凡间,奉玉皇之命授予宋真宗天书,并勉励他“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
　　和“天书”一样层出不穷的,还有诸多“祥瑞”。各地为了迎合宋真宗的喜好,大量进贡嘉禾、灵芝、瑞鹿、灵龟、奇木、怪石等能和吉祥沾边的物品。《癸辛杂识》记载了一桩令人发噱的事件,宋真宗泰山封禅归来后,在延寿寺宴赐群臣,正好有许多榆钱大小的“金龟”飞聚在人的衣服上,丞相丁谓收集起来献给真宗,宋真宗煞有介事地将它作为祥瑞展示给群臣。其实,这不过是常见的金色甲虫而已,朝廷上下对祥瑞的狂热可见一斑。《东轩笔录》提到,丁谓每遇醮(音jiào)祭,就向真宗报告出现了仙鹤在空中飞舞的瑞兆,宋真宗每次声称天书降世,丁谓就会配合地上奏,必称有仙鹤为天书前导,因此得了个外号“鹤相”。有一次,丁谓例行上奏“双鹤度天书辇,飞舞良久”,这下连宋真宗都觉得措辞有些过头,说:“昨所睹鹤,但于辇上飞度。若云飞舞良久,文则文矣,恐不为实。”为了供奉天书和祥瑞圣物,宋真宗命丁谓主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玉清昭应宫,历时七年而成,耗费大量钱财人力。就连无法实时展示的祥云、异光等祥瑞,也要撰写赞颂、描绘形象,安置在宫中。
　　《宋史·真宗本纪》评价:“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尊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正因宋真宗对“天书”“祥瑞”过于热衷,和异象有关的流言日益繁盛。但流言具有不可控的特点,不会只展现吉利的一面,衍生出令人恐惧的“帽妖”传说,虽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