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晓

　　在中国哲学体系建设中,元代并无一席之地。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上层治理与儒家文化疏离、多元文化差异并存的朝代,完成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与普及化,全国各州县大府建书院学校四万余所,天下人无不学习朱子之书。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在吴澄的推动下形成的,进而奠定了明清数百年的主流思想风貌。由此观之,吴澄对近世思想界的贡献。《吴澄年谱长编》将吴澄的人生际遇与时代变革、学术演进相弥合,勾勒出一幅草原部落进入汉地本位背景下的士人生活与思想文化长卷。
　　吴澄生于海迷失后元年(1249),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离世,一生见证了蒙元王朝的初建、统一、繁荣与衰落。吴澄六十岁之前拒绝出仕,两次为官经历十分短暂,第一次用三年时间实行教法改革,之后不辞而别；第二次任英宗翰林学士、泰定经筵讲官,仅半年而辞。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以老师的身份居乡著书教授,然而他的影响力却颇为深远。《长编》在还原吴澄生活场景时重点关注其全国性影响力的生成过程,及事件背后的价值隐喻,显示出编者的思考深度和对宏观问题的把控。
　　以皇庆元年(1312)首次辞官为例,编者分列虞集、揭傒斯的观点及陈得芝、张欣等学者的研究,指出辞官的根源在于:吴澄推行的“教法四条”乃继承程颢、胡瑗、朱熹之学,注重明体达用与道德义理,与许衡以来只注重洒扫应对式的小学教法不合。这一事件继而牵扯出吴澄学术性质上的“朱陆合会”问题以及国子监中许衡后继者的顽固势力,是南方士人进入北方权力体制时的一次激烈碰撞。吴澄的志愿远非为官这么浅薄,编者特别强调了虞集对吴澄“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的教育思想定位,将吴澄置于和许衡相等的地位,纠正了许衡后学僵硬教条的不良风气并继承发展了许衡涵养德行之初心。这为吴澄之后担任经筵讲官以及全国性儒师名望的确立奠定基础。
　　《长编》为展现吴澄日常生活及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建构了力求完备的编纂体例,包括“国家背景”“重要人物活动”“吴澄经历及撰述”“重要文化及文学著述”“重要文人生平介绍”“重要人物生年”六大板块,年谱条目共计1288条,按语1865条,引用文献469种。编者在处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时本着由浅入深、由点带面的原则,尤其是“按语”的设置,使得该书在文献征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研究视角和编辑意图,表现出其在年谱类书籍体例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例如书中选取的第一则材料即是抚州临汝书院的创建,重点强调了朱陆会同的思想传统。中统五年(1264)拜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又指出吴澄并非全然认同饶鲁学派。元贞元年吴澄受东湖书院山长赵文讲学邀请,按语引申云:二人的相识“意味着江西抚州文学与庐陵文学的一次交锋”,显示出温柔敦厚与抒发性情的文风差异。至正四年(1344)书院重修,虞集作记,由沙剌班主持郡学,参与者多为少数民族士人。大德十一年(1307),吴澄谒见兼山学派黎立武,学派成立于程颐弟子郭忠孝,因与洛学有出入而为朱熹批判,但吴澄对之评价颇高。由此可见元代书院早已打破宋代师门派别之争,展现出思想的多元性与交融性。
　　体例的灵活性更能反映出编者独到的见地。一方面,《长编》对同一文本内涵多层次挖掘。比如运用互见法将一篇文章置于不同视角下,《送李扩序》分别出现于皇庆元年(1312)邓文原入国子司业、吴澄辞官南还、皇庆二年(1313)虞集发文评论、延祐元年(1314)邓文原为贯云石文集作序几处,串联起吴澄在朝堂浮沉的真实境况。至元四年(1267)吴澄作《谒赵判簿书》按语首先总结道此文主旨是对科举时文的厌弃,和对程朱道统的继承。接着引录全文,又按引明代汪舜民就此文反驳程敏政认为吴澄“合会朱陆”的史料,指出该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能表明吴澄早年以程朱后学自任的文章”,体现了编者认为吴澄以朱学为主导的学术判断。
　　另一方面,《长编》对不同文本探求其背后共通的价值内涵。“国家背景”中有大量内容是有关礼乐祭祀的史料,这是儒家文化进入蒙元上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象征。编者对释道及异族文化素材的长篇引述亦在彰显时代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吴澄的价值抉择,如西夏文《大藏经》刊印、印度僧人指空讲法泰定帝、《十善福经白史》译本全文抄录等。吴澄曾居五峰寺作《易纂言》,撰写过数篇道观、佛院记,赞扬白莲教；亦在面对佛教葬礼盛行时坚定选择古制,拒绝为藏经作序,探讨易学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佛老。对勘而读可挖掘出丰富的文本内涵,供读者进一步反思。
　　综上言之,《长编》以其精准、独特、丰富的文献属性,为我们诠释了吴澄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在元代这样一个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中接续道统,担负起“学术未替”的艰巨使命,这构成了那个变革时代的重大命题,对整个中国思想界意义甚大。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