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韵书香润齐鲁 明清山东读书、刻书、藏书那些事 　　齐鲁之邦乃儒家文化发源地,这里的人们自古崇尚读书学习,孟母三迁、凿壁偷光等成语,就是生动的体现。明清时期,山东人读书、刻书和藏书已蔚然成风。
　　□刘永加

蒲松龄与毕氏家族万卷楼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全线贯通,给山东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盛。蒙学教育、书院教育雨后春笋般崛起,随之形成各种形式的读书热潮。
　　明代峄县著名文学家贾三近就是读书成才的典型。贾三近出生于儒学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都曾在地方上任教职。贾三近自幼便在治学严谨的环境中接受陶冶,他聪敏好学,每次和父亲策对,对答如流。由于受着严格的教育、熏陶,他涉猎的范围也一天天扩大,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所不读。贾三近24岁时一举考中省魁。十年之后,赴京会试,高中进士,名次为山东省第一,以“博学宏词”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历任太常寺少卿、南京光禄寺卿、兵部右侍郎等职。
　　明代的青州文气奔腾、书香飘逸、硕果累累。有明一代,青州进士及第就多达61人,其中还出了著名的状元赵秉忠。受此影响,出身耕读世家的房可壮自幼勤奋好学,10岁时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识字读书。此后,他坚持读书不辍,白天没时间看书,每到夜间,无不补完,不能有任何欠缺,有时为读书甚至通宵不寐。加上他天资聪明、记忆力过人,对当时的很多文章一概收之。万历三十二年,房可壮考取进士,历任河南布政使、南京吏部郎、光禄寺卿、副都御史。入清后,任大理寺卿,升刑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要职,史称其“弹劾奸邪,不遗余力”。
　　清代同样重视科举选才,读书仍然是出仕的捷径。有人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治国理政,也有人屡试不中,却并没有影响其读书热情。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就是一例。他最终未能科举中第,但对读书、写作从未放弃。为了生存,他曾经做了五十多年塾师,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到毕家坐馆。这个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次子,顺治二年(1645)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考授山西稷县知县,两年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后罢官归乡。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是蒲松龄的学生。
　　毕家是当时著名的藏书之家,毕府有座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这对于渴望读书汲取营养的蒲松龄来说,是最大的褒奖。他白天完成教学任务后,晚上挑灯夜读、辛勤写作,一头扎进了万卷楼,“书充栋,凭君剪”。蒲松龄的文学修养,与此间的苦读不无关系。
　　聊城朱氏家族也是读书继世、家学文化显著的代表。朱氏家族的读书成就集中在诗歌创作领域,特别是在清代,“本朝诗人,山左为盛”,山东高唐人朱緗是其中杰出的文人代表,他“少负逸才,于书无所不读,惟薄制艺,而独致力于歌诗”,著有《岭南草》《枫香集》《云根清壑山房集》《观稼楼诗》《吴船书屋诗》,共计近500首诗作。他的诗集著作多由朱彝尊、王士祯、张贞、田雯等当世名人学者为之作序,因而影响更大。
从刻书家族到刻书业繁荣
　　明清山东的读书热,自然带动了出书热。那时印刷技术落后,出书全靠手工雕刻书版、敷墨刷印而成,称为刻书。尽管手段落后,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出书的热情。无论官刻还是私刻,都为当时的图书出版发行作出了贡献。
　　临朐冯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著名的文化望族之一,自明朝正德至清朝康熙年间,冯氏家族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闻名遐迩。冯氏家族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刻书。据记载,冯氏刻书始自明正德十六年(1521),此后刻书不辍。冯氏刻书,不仅数量极大,且质量上乘。目前存世的善本还有《陂门山人集》《海浮山堂词稿》《冯氏五先生集》《楚辞》《公馀漫稿》等,均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足以说明临朐冯氏刻书质量,为齐鲁之邦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也出现了许多刻书家族,德州有卢氏家族、田氏家族、宋弼等；泰安有赵国麟、聂鈫等；东昌府有邓钟岳、茌平王氏、杨以增等；济宁有丁宗洛、冯德馨、孙氏家族等。
　　德州卢氏家族的卢世傕及其后人卢见都是当地有名的刻书大家。卢世傕是明代诗人,多刻杜甫诗集和自己的著述,有《杜诗胥钞》《尊水园集略》《杜亭近草》《读杜私言》等,他还刻有好友的著作《寒山新诗》《燕游稿》《秋草诗》等。
　　潍县郭氏刻书自清乾隆十三年始,至光绪三十三年,所刻图书,著名的有《铭夏诗钞》《春雨堂诗选》《锜斋诗集》《餐霞集》《聊复集》《沧江诗集》等。
　　在济南,刻书业非常发达,虽然明代不是很多,但到了清代繁荣起来。据文献记载,清代济南有近三十家刻书铺,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布政司街和后宰门街。这两条街是当时济南著名的文化街,可与京城“琉璃厂”相媲美。
　　会文斋是目前已知济南清代最早的刻书铺,嘉庆元年已存在,刻有《妇婴至宝》《回生集》《杨椒山先生垂范集》等,还为光绪年间在山东做官的浙江山阴人陈锦刻有《橘荫轩全集》六种。其所刻《吕注金刚心经》注有“板存山东趵突泉道院,有愿印送者,问后宰门会文斋可也”,便于人们了解此书的版权在会文斋。
　　聚和堂、双和堂开设于咸丰年间。双和堂刻有《读史论略》《小题新编初集》《史记菁华录》《纲鉴择言》等。聚和堂则刻有《济南校士分馆课艺》《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古文笔法百篇》《齐鲁讲学编初集》《批点左传句解》《二十四孝合刊》等。
　　济南府官刻书籍中,有提刑按察使司在康熙十九年所刻《山东全河备考》四卷、山东运河道库所刻《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乾隆年间德州学正所刻《讲约教条》一卷、道光年间德州礼房所刻《德州宾兴事宜》一卷,还有同治九年德州礼房刊本《德州宾兴事宜》、光绪十九年由山东河防局所刻《河神事迹纪略》,都为传播文化作出了贡献。
藏书家数量多,著名者亦众
　　从古到今,山东读书、藏书历有传统。明代著名戏曲作家、章丘人李开先,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员外郎、郎中,后升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因收藏宏富而闻名天下。他的藏书主要通过花钱购求、他人赠予、借抄他人之书、自己著述、自己刻印等五种方式获得。经过一生的远搜博访、苦心经营,其“藏书之富,甲于齐东”,筑万卷楼、文明楼、火象楼蓄之。他曾十分自豪地在《藏书万卷楼记》中说:“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时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可见其藏书之丰富。
　　清代山东藏书家不仅数量多,著名者亦众。济阳张尔岐,淄川毕际有,新城王士祯,胶州高凤翰,益都赵执信、李文藻,德州卢见曾,栖霞郝懿行,聊城杨以增,福山王懿荣等,皆家藏宏富,名满天下。
　　新城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爱书、读书、藏书,在当时名闻天下。他一生手不释卷,家中建有池北书库,藏书丰富,甲于山左。朱彝尊为其作《池北书库记》说:“池北书库者,盖士祯先人旧庐,西为小圃,有池,老屋数廪在其北,士祯宦游三十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王士祯在其《蚕尾集》卷九中自述道:“余宦游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
　　益都(今青州)人赵执信,其“饴山堂”藏书楼中,藏书以经史子集、文学著作为主,古文集最丰。
　　清代聊城地区藏书家辈出。如刘墉,他藏书丰富,其藏书楼名为“横山书屋”,藏书数量达到数千卷,成为当时山东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张尔田,藏书以经史子集、金石碑帖为主,藏书楼名为“石渠书屋”。张尔田的藏书规模虽不及刘墉,但藏书质量更为精良。王锡祺,藏书以经史子集、书画作品为主,藏书楼名为“石泉书屋”,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聊城杨氏家族受运河开放文化影响,其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存成就非凡。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清中期的杨以增。杨以增一生热爱藏书。早在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
　　杨以增长期在地方任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驻守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乱失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以船沿运河运至聊城。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不惜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分藏书。当时生活在杨以增身边的儿子杨绍和说:“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珍玩求售。”这些散落各地的书籍,几经辗转,最后被杨以增收购,成为海源阁藏书珍藏本的基础部分。在以后不同时期,杨以增又收集了一批珍籍。
　　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孙子杨保彝等人,继承了杨以增的藏书事业。经过杨绍和等的收藏和整理,海源阁藏书鼎盛时期,有藏书20余万卷,其中宋元刻本颇多。海源阁与常熟铁琴铜剑楼、吴兴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并称为四大藏书楼。